《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节选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泽东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泽东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编辑注1），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编辑注2），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编辑注5）。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编辑注3），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编辑注4），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
编辑注
编辑注1：六个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前两位和最后一位为党内，后三位为党外。
编辑注2：四个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前两位位党内，后两位为党外。
编辑注3：一个副主席：朱德（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编辑注4：十二位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
编辑注5：第一届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1952年，将原来贸易部底下的粮食公司和财政部底下的粮食总局合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章乃器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1956年，为了安排罗隆基，从林业部划出一部分业务，建立森林工业部，让他兼了部长。反右派之后，1958年2月，撤销了右派三部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职务。交通部和粮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长，森林工业部却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因为部的建制也撤销，所有业务又重新并入林业部了。
文章背景
《向毛泽东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作者是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这文章是1957年反右前由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做的发言，在此文章中，储安平公然提出了“党天下”并要求中共改正，而毛泽东在看了这文章后好几天都没有睡好。
这个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开了13次，都是号召民主人士，尤其是知名的民主人士，来开诚布公的谈对共产党的建议，民主派各巨头也被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畅所欲言。当然他们没想到，这个系列座谈会从最开始就是圈套，在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到57年，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已经触动了高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将民主党派从昔日的朋友塑造成现在的敌人，毛泽东决策让民主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来“闹一闹”，引蛇出洞，在系列座谈会召开中的5月15日，中南海紧急秘密召见两位民主派人士中的元老人物，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当然，一心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惨烈的打击，而本文的作者储安平在受到残酷对待后，在某天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一直到现在。而身为民国七君子之首的章伯均，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右派的帽子至今没有摘下；而同为七君子的王造时就没这么好运了，被迫害至死，死前还在大声的喊“毛泽东，救救我”。
到1980年5月8日最后一批右派摘帽，约53万余顶右派帽子几乎全部一风吹去。但最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约100人，其中“大右派”5人，“普通右派”90多名。
5名“大右派”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某网友评论:
知识精英群体拒绝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多数人利益优先原则，他们总体上希望的是一个政治上可以进行轮流坐庄或者实现公开分赃的欧美精英阶层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然而在战争年代备受考验的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深知不能抛弃多数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无法舍弃或者背弃对工农的解放承诺，足以促进精英阶层整体化的民主协商政治很快就有名无实，知识精英群体对共产党的不满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鸣大放就为他们表述自己意愿提供了机会，这一表述应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毕竟都是高手过招，相互知道对方的后手和引而不发的部分，结果这个事件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成为打击右派的由头，反右扩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体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评和挑战。
在这一次运动中，陆定一布置收集并编辑的右派言论，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地要据以同意部署反右运动，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之后，共产党高层官员中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单位下指标和比例，邓小平则积极地通过自己掌握的党务体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当权派则在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积极性驱使下，积极地加以执行和贯彻。这一次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扩大化，各地的当权派都非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有利于巩固自身优势地位的“反右扩大化”政策，扩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体的目标在内，此后再也少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当权派的了，当权派的从此可以比从前更放心地为所欲为。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提意见远远没有知识精英群体的眼光，也没有他们那样具备良好的表述能力。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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