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五）
中国的帝制时代是相对于西周封建时代而言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直接管理。自此，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直至1911年清帝逊位，共经历了2132年的漫长历程。这期间虽然不断改朝换代，并且间或有分裂的年代，但其大一统的帝制统治格局却始终得以维持。
中国帝制统治虽由秦朝肇始，但其成熟与稳定却在汉朝。汉武帝时，在儒者的建议下，修建了祭祀“天”的明堂，封禅泰山以祭“天”，以此再次确立了皇帝作为“天”的代理人的“天子”身份。汉儒董仲舒把阴阳家的宇宙观和儒家的政治伦理结合起来，提出了混合着宗教与政治元素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继承《尚书》中的政治伦理，明确提出天子受命于“天”，是“天”在地上的代理人，与“天”相通，与“天”一样具有神圣性。但是，作为“天”的代理人，天子要时时受到“天”的制约，不可违“天”行事，否则“天”便要通过地上的灾异现象警示并降罪于天子。这种警示与降罪的极限，便是天命易统、改朝换代，重新任命新的代理人作为天子，代理“天”在人间的权威。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观念虽然承之于《尚书》，但相比《尚书》所建立的“天——天子——民”三位循环制约的政治伦理，显然有了很大的退步。在这里，三位之一的“民”被屏蔽掉了，只剩下了“天”与“天子”之间的二元关系。但是，对“天”的信仰，在这里却得到了强化。这种对“天”的信仰进行强化的努力，实际上却昭示着经过战国时期的思想盛世之后，上古以来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对“天”的信仰在逐渐弱化。
董仲舒在自己的理论中着重强调了“道”的存在，这就为后世儒者明确提出“道统”这个政治伦理概念以制约“君权”和“治统”预设了机关。所谓“道”即“天道”，也即“天”的意志在地上的显现。道统这个政治伦理概念的明确提出使得天命这一宗教+政治的混合概念在地上的实现产生了两个途径，作为治统的占有者，天子已经不是“天”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他需要得到“天”的另一位代理人也即道统的占有人——儒家圣人的认可。当然，在现实政治中，治统对于道统的存在总是表现出一种傲慢甚至是强行的压抑，但是却不能否认道统的制约力量。直到有清一代，皇帝利用国家暴力占有了全部的宗教与政治的话语权，把治统和道统强行集于一身。不过，这个时候，距离帝制时代的终结，也即“天”通过“天子”这个代理人来统治天下的这一政治伦理格局的破灭，也已经为期不远了。
帝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国人对“天”的信仰在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夭折——失去了天子这一中间环节的代理人，“天”似乎暂时失去了统治天下的能力；而习惯于通过皇帝（天子）之手接受“天”的精神统治的大众也似乎失去了灵魂的皈依之所。民国初年很多秀才、举人、乡村精英人士依恋大清皇朝，不愿意剪掉自己的辫子，更有极端者殉清自戕，其精神实质并不是完全出于对满清皇帝的忠诚，更多则是出于对失去“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之后所带来的无法与“天”沟通这一前景的恐惧。这是一种丧失信仰对象之后的恐惧。
当然，事实证明，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天”在人间的代理人而放弃对“天”的信仰，他们还将通过其它途径顽强地坚守自己的祖宗从上古传下来的信仰。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