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先从网络上关于“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说起。这样的说法，不仅出自老百姓，也出自学者和知识界，更有官员们。这个说法来源大陆历史教科书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源于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人们推理能力的摧残。
推理能力的摧残结果，就是人们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混在一起。因果关系是一种多元关系、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逻辑学的东西就知道，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因多果关系。要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决定论在逻辑层面看似简单，但在事实层面，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却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界，也一般只提统计学上的相关，一种概率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不谈所谓的因果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所谓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指某种概率性的归纳与假说，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这种假说需要证明，需要证伪。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的“原因”人们可以找出上百种、上千种来，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同样作为文化大革命之结果，人们同样可以提出数十、数百甚至无穷数，而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种，且其关系远非那么直接。“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其间没有必然关系；时间上的先后并不就是逻辑上的因果；纠错过程并非某种错误的结果，乃是其补救，是回到1949年起点等等，也就是所谓很多“老革命”所谓的“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人们偏偏会说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的话。这跟人们的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历史叙事方式有关。因为大陆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单线编下来的，于是人们就把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完全混为一体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这种谬误在历史学上叫做“逆推”谬误——从结果推导过程，以结果证明原因。本来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是对各种原因的探索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可能条件的探索过程，“因果关系”的追寻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就算是基于上述命题“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误，也必须论证，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充要条件？显然，其没有任何构成条件关系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却以这种独断的方式，要建立一种封闭的单线的决定性的关系，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似乎文革才导致了中国的改革。这种企图本来经不起逻辑推论的，但却有市场，说明人们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经丧失了。
这种逻辑推理能力的丧失正是大陆历史教科书想要的结果。由于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封闭的单线历史叙事模式，让人们丧失了多元判断的能力；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叙事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单线思考的思维方式，这种单线思维方式如同独木桥一样逼使人们按照它所设计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结论，最后落入它所设计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让人们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丧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开放式的思考方式。
其次，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历史感，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东西，大陆历史教科书并不要说什么，而是通过它的历史叙事方式与历史认识方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让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丧失了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这方面我要强调的是两个层面：以事实证明事实与以事实证明理论的谬误。这是大陆历史教科书的最可怕的祸害，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清理。比如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毛泽东揪住王实味这个“典型”开始的。整风运动中的恐怖已有很多论证，王实味最后是被安全部门（社会部）用石头砸死的，这就是延安“肃反”的残酷性。但有人说毛泽东在王实味被杀掉之后曾经写了一个批语：“还我王实味。”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很人性化、不残忍。这就是以事实来证明事实，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也不能否定事实。”一个历史事实，或者说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独一无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时间、空间和情景。任何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它有多么小，它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种独特的、具体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它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价值，它并不要依附别的事实而存在。一个事实不能化约为别的事实，不能归结为别的事实之原因或结果，也就是说不能被别的事实除尽。所以强调历史事实的具体性也好，独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来证明或者需要证明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解释。凡是历史事实，在历史学里不是用来证明，也不是被证明，而是历史事实存在需要得到后人的全方面解释，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很具体的存在，一个你必须全面理解的事实和存在。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释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实本身的因果，各种环境各种联系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这是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用事实来证明什么。
历史学主要是个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证明的工作。历史学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历史事实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但在如今的教科书里面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让人看了感觉条理很清楚，原因结果很清楚，过程也很清楚，整个都干干净净的，好像没有漏洞、没有逻辑的断裂，也没有别的事实需要填补。这样的大陆历史教科书就给人们以“幻觉”。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人进入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历史事实本身的边界判断就很模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人们进行判断，需要对它做带有主观价值的界定。比如在历史时间的界定方面，人们知道历史事实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体，它是没法隔断的，也就是历史时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强行划分所谓的古代、近代、现代只是出于某种史学工作的需要，出于某种价值诉求。地理空间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关于历事件内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也是处处存在的。以“五四运动”为例，“五四运动”有很多力量存在，不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里面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提出的，而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团体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力量，而组织者也是他们为主体。（就算是中共早期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4-1915年间还发生过著名的论争，李大钊主张，就算是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苦，也比沦为亡国奴好，而陈独秀却是一个非国家主义着，甚至是将一切罪恶都算到国家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在大陆历史教科书里就没有展现，没有矛盾的存在。在话语方面，大陆教科书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史的起点，似乎很重要；而台湾基本上就没有叙述，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对与五四是这样的讳莫如深，而大陆却是这般的张扬？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深思。
只有回到“原生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而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这种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来，这就是“历史的原生态”。
任何历史事实首先都是人的事实，历史一定是人的活动。而历史人物在历史之中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他处在各种力量的冲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历史学就是要把人物的这种状态、他所身处的情境解读出来。一般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处境不都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历史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命运感。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环境将怎么变化，他的对立的力量会怎么运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他其实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这三方面，历史当事人一旦他所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间、地点发生变化之后，他的判断、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跟人的内在一致性并不矛盾。
不能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事实，也不能用一个事实来否定一个事实，从人物的主体性角度讲，就是：要承认人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对自己不了解的矛盾体。所以要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要像他一样去思考、去感觉，这个时候才会真正感觉到原来每个人物的那些看起来互相矛盾、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实是和他所处的情境变化有直接关系。这就是人们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简化为一个脸谱，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也没有这样的阶级还是政党存在，永远是一个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充满模糊性，一种随机应变的情境。
“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不能否定事实”强调的也是历史人物这种独一无二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人们脑袋清醒的话能够自己判断。
第三，历史教科书在大陆，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有个问题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大陆大陆历史教科书做的工作就“用事实来证明理论”。用中国近代150年的历史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之类。大陆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变成“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因为它想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的存在。但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但同样也不能证明理论。
有人会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个真理假如不用实践——这个实践指的是历史实践——来检验的话，怎么证明真理？问题很简单：理论和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即实践层面属于经验层面，而理论属于逻辑的层面，或者说属于抽象思辨层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它是分开的。“实践”，实际上只存在一个经验的层面，并不存在一个逻辑层面。逻辑层面是人们思考推理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逻辑也好、理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真理也好，都是人们思辨所建构的，而不是一种事实存在。存在的只有经验。
经验层面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归纳可以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规律”只是一种假说，并非“真理”，它是无法“证实”的。比如从一千个个案中得出某种“规律”，但是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个个案时出现反例，那这个规律就不成立了。尽管你可能很厉害，能把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来，但问题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历史事实边界是模糊的，边界是模糊性的就意味着无法“确定”“所有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既然不能穷尽，就意味着“归纳”永远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不完全“归纳”自然不能证明规律。所以说，所谓“规律”、所谓理论或“真理”是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它的证明有自己的途径。
依据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理论（真理）与“规律”是有差别的，人们把前者称作“真理”，它不是从经验里面推出来的，而是演绎的结果。真理的证明与经验事实无关，而只跟逻辑推理有关。凡是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属于真理，因为它表述的不是事实，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
比如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句子人们认为是一个真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人类应该如何活着的道德诉求，一种道德律令。其实像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各种主义也好，其实都是从这个层面，人们认为它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人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它是对还是错，成立还是不成立。看了哈耶克的东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从经验层面去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而是从逻辑角度，就是从逻辑上得不出这个结论，那么它就不成立。
而任何逻辑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础。这个逻辑起点就是某种价值建构，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不需要证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说，人有某种人类的道德底线，缺少这个底线人类就很难被认作“人”。
那些以事实来证明理论的行为，其实是对真理的误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实证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实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就成了空谈。
假如说中国近代150年的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个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反例：苏联的历史就否定了这一点。所以说，人们的事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论和人的具体实践之间虽然有关系，但不是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但大陆历史教科书就在做这个证明工作，就在用历史事实来证明某个理论，其实它是证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种权力对历史的阉割。
历史教科书在大陆成了“思想政治理论”，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近代史纲要”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苏联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用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别的书读得不多，但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来来回回读了二十多遍，几乎能够背了。说到底，他从中悟出了的就是“权力斗争”的把戏，悟出了通过篡改历史来打击对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的把戏。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党书”。整风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党书一出，他们就一个个投降了。”“党书”是什么？党书就是《“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本“书”当时是作为秘密文件发给党内高层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被用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历史于是便消失了。这就是大陆历史教科书做的事。
第四，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
马尔库塞说，“历史是一种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大陆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必然王国”，但我要强调的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这一点是人们理解历史、是历史感的核心概念。历史是一个偶然王国，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发生都有可能出人意料。在自然领域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必然”状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在人为的社会里面，“偶然性”却无时无处不在。历史学就是要面对这种偶然性，理解这种偶然性、认识这种偶然性。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在人们的历史观中重建那种原生态的“历史复杂性”。
历史乃是人类主体性选择的结果，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非所谓的自然进程。历史是人的历史，并非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乃是指具有自由意志与行动能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他具有突破自然界或环境这种局限性制约、所谓“必然王国”约束的冲动与能力，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否则，所谓“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便没有着落。历史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状态，大陆历史教科书式的单线叙事展现的只有一种历史进程，所以造成一种必然性的幻觉。但历史过程本身是多种可能性展开的过程，复线的多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人类其实都面临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选择方式与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而每种选择其实都是为人类自身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发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智慧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某种潜在的选择路径。
人不是生活在独木桥上，而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中存在，人始终在超越自身，也正是这种超越，构成人类自身的历史。如果历史只是重复自身，那才真的只能叫做“唯物”史了。
也许作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有目的的、理性的，但作为整体的历史，却是无目的与超理性的。因此，要认识这种整体的历史，就存在着某种困境——把历史拟人化，仿佛历史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一样。流行语“历史选择”之类的谰言，其实就是这种拟人化的谬误。
理解历史的问题，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本身是介入历史的。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人们的认识过程，必将改变历史面貌。这样，历史理解就成了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而不是人类认识客体的那种纯知识过程。认识历史因此就与自我认识无法分离。而这种主体性的介入状态，使得历史认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非客观进程。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历史，作为整体的历史，因此就是不可知的。不仅无法为单个个体所掌握，且无法为人类整体所把握。从认识论角度看，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全体是不可理喻的”。而大陆教科书，却提供了某种整体的历史，一种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是连遥远的未来都被纳入叙述之中，这样的“人类整体”史，除了上帝，又有谁能够写出？也许确实有某个“上帝”存在，马克思就是一个。
雅斯贝斯说“整体无法理喻”，而另一个德国人歌德却说过“个体是无法理喻”。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成立。就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要“完全理喻”同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化约、不可除尽的，其中不仅有偶然性的无穷存在，也有人类精力的有限与认识层面的无穷。人类的认识手段总是有限的，当一种新的认识手段出现时，就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新的发现，有新的领域等待着发掘；再加上人类认识的目的各不相同，所关注的层面同样是一个无法穷尽的因素，这些也就注定了历史总是需要重新写过，总是与当下的、与主体的需求发生牵连的历史。这也注定，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写作，历史的开放性，历史向未来的开放性，本身就必然拒绝任何意义的封闭，拒绝官定的历史与教科书式的历史。
人的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人在历史当中自我认识的复杂性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复杂性，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命运感，使命感与宿命感。历史人物，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但如果他觉到自己的使命，他不会放弃，而是选择突破，选择对命运的抗争。也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价值。
雅斯贝斯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由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感所激励，努力到达这样的认识：只有尽力去为不可为之事，才能达到可能性。惟有经验过充分实现之不可能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人”。
主体性的创造与追求，就是对这种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与突破，既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类处境的无奈与悲剧，而有所不为；但又不放弃自身的努力，凭意志之冲动拒绝等待、拒绝屈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历史创造性人物生命的意义，改变人类历史的力量所在。比如民国时期的一批人物，一批悲剧性人物，像陈公博、蒋介石、周作人、周佛海、汪精卫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对自己该干什么，能做什么、最终结局如何，其实都具有一种很强的命运感的；如汪精卫，“精卫”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精卫填海”，“精卫衔微木，将以天沧海”，这种精神，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也正是他对历史感的体悟。不否认他做汉奸这种罪恶与耻辱，且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对这种汉奸行径必须严厉批判；但历史学要做的首先是解释与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诗才兼人才，侠义复英俊的人物，难道他就不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做汉奸的下场？不知道那遗臭万年的身后骂名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投敌卖国”，为什么？这是历史学要解释的。
所以说，历史认识需要进入某种历史心理学层面，只有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理解历史。而历史感其实就是对这种历史心理的体认。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大陆历史教科书给人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人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大陆历史教科书，却让人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们丧失了什么？不是事实、也不是理论，而是让人们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理解，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状态，它更涉及到人们的生命状态，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历史，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不能理解人类，也就无法理解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人们就是这样被大陆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那么，人们应该怎么理解历史？摆脱掉大陆历史教科书之后要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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