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若夫与史达林（由右至左）（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翻开史书，可以发现，许多朝代都会有暴君。而有暴君，必然会有酷吏，也可以称之为打手。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
中国历史上酷吏辈出最有名的是武则天时代。武周时期，由于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攫取最高权力，所以遭到李唐宗室及其元老忠臣的普遍反对，这些人都是武则天的敌人，是她潜在的威胁，所以她重用酷吏，被杀的和遭流放的动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这些酷吏大都出身无赖，性情残忍，专以造谣生事、无端陷害为能事。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著名的酷吏，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来俊臣、周兴。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屡废屡起，深得皇帝喜爱。这也是古代酷吏频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就会被弃之成为牺牲品，暴君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古代的酷吏，除了极少几个得以幸免，其余都没逃脱斩首诛族的下场。
像大家熟知典故“请君入瓮”，就是来俊臣、周兴创造的。来俊臣审理周兴案，时从容对饮，来俊臣向周兴请教严讯逼供之法；在周兴说出这个接近炮烙之酷刑后，来氏才说“有诏按君，请尝之”。周兴当即伏地认罪。于是就有了这个典故。
二人都没有好下场。来俊臣被武后诏斩于市，“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瞑矣。”争抉目，摘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周兴服罪后，流放岭表（今二广），道中为仇人所杀。
酷吏们的灭亡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正印证了那句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仅封建专制时代会有暴君、酷吏，只要专制、集权制度存在，暴君、酷吏就会不绝如缕。如纳粹的希特勒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如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打手，有“屠夫”之称的独腿将军塔莫，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杜克。其中，最著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非斯大林和他的三条走狗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莫属。
先说雅哥达。此人于1934年任内务人民委员。履任没几天，他便直接参预了第一次大清洗运动。他在除斯大林外的每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家中安装了窍听器，在全国逮捕了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他还策划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将与列宁一起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16人处以死刑，并亲自“监斩”。按说，此人这么能干，应该得到主子的奖赏了，但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仍然对他“没有能非常及时地揭露人民的敌人”感到不满，突然于1937年4月下令将其逮捕，并于次年将其枪毙。
继雅哥达之后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是叶若夫。此人的突出特点是“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诚和百依百顺”。他上任后，大清洗运动更为猛烈，号称“叶若夫旋风”。他首先在内务部内部开始大清洗，将大批知道一点“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内幕的内务部干部枪毙掉，然后开始了第二次全国大清洗，并导演了“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党政军元勋。1938年，叶若夫又导演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布哈林等五十余个前苏联领导人。
叶若夫意犹未尽，又拟了3831份准备枪毙的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的名单，呈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很高兴地批准了。就在叶若夫志得意满之时，斯大林突然于年底撤消了他的职务。1939年初，叶若夫被捕，过了一年便被处死了。这个口口声声“热爱斯大林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的人至死也没明白为什么突然被主子跟捻臭虫一样捻了个粉身碎骨。
接替叶若夫的，是臭名昭著的贝利亚。
与雅格达、叶若夫相比，贝利亚在位的时间最长，执掌内务部十余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即联合当时斯大林的继承者马林科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贝利亚，并于当年将贝利亚及其几个亲信执行死刑。
以陷害无辜为职业的三个魔头最终也都被自己效力的政权吞噬了，这是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下场。在主子眼中，这类人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当他们知道了太多的主子见不得人的东西之后，被灭口是其必然结局。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手握史书，冷眼旁观现世的风云、沉浮，唯有一声长叹。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