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自己的技术文化水平，能胜任更复杂的工艺要求。也正是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也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要径路。
苏洪涛的书，题目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他不但提到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提到了中国的企业家。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也是了不起的。与别的国家相比，他们的经营环境充满着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人身和财产没有严格保护，但是他们成功地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人提供劳动。但是劳动用于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销往何处，定什么价格，都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组合劳动，资本，市场，技术，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这部分工作不是工人做的，是企业家做的。改革前，工人同样劳动，但是财富的生产非常有限。原因就是没有企业家在组合要素中的作用。在中国的转型期中多数企业家获得了他们的报酬。不像工人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得不忍受很低的工资报酬。相对而言，中国的企业家是稀缺的，他们能够得到因稀缺而造成的额外收入。现在连外国的企业家都赶来中国赚钱。因为中国的市场中企业家供不应求。
苏洪涛并没有用偏见的态度看事物。他提到中国人的许多毛病，如出口劣质产品到俄罗斯，非洲，甚至东南亚和欧洲。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做生意时行贿；同行中彼此使坏，恶性竞争；做事缺乏原则，只管赚钱。如果这些毛病不改，中国经济的一时辉煌，最后将会拖累自己，这样干下去是走不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