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杨蓉真采访报导】2011年4月19日成功逃离精神病院的徐武，1月20日发出一篇《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的文章，披露“被精神病”以及逃离精神病院的过程。该文在网络上发表后，“被精神病”的现象再度引起各界关注。观察人士指，“被精神病”是中共的一种维稳分流，可减少外界注意，同时不需走法律程序。
“被精神病”是一种政治迫害
徐武在没有医生鉴定的情况下，被关在精神病院4年。
徐武为武汉人，曾任职于武钢企业，由于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开始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并将武汉市劳动局、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从2003年到2006年，他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后法院表示，如果他愿意调解结案，他可以领到全额工资以及一部分补偿，但徐武拒绝，他表示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他说：“有关部门应该承认错误。”
由于事情没获得解决，徐武不断提告、或上访，最终于2006年12月31日遭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在没有医生鉴定的情况下，将他关进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在那里，徐武遭电击、被迫吃药或吊打等不人道待遇。
目前人在北京的徐武认为，对于他的问题，政府应该有一个说法，无端被关在精神病院4年，政府为什么可以没有一个公正的对待。首先应该归还他被克扣的工资；然后要对他被关精神病院进行赔偿；此外，武钢要承认错误，才讨论赔偿问题。
然而，即便在法院都表示可以赔偿的情况下，有关单位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错误。徐武表示，无法承认错误是由于一党专政的弊端，党权大于一切，错了可以不承认。此外，也存在一但承认错误，就必须要对所有同工不同酬的职工进行损失赔偿。在武钢同工不同酬的人很多，因此，一但对徐武开了先例，其他人也将起而效尤，这是有关单位不愿承担的。不愿意因为个体影响到整体。
时评家紫烟表示，这并非只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个政治迫害，就是一种迫害的方式和手段。他指出，很多维权人士有相同的看法，这是对问题的认识不清。他说：“让他们纠什么错？那就是对你的一种迫害。”
大型企业的公安 管控並转嫁维稳经费
对于徐武的情形，紫烟指出：中共大量采取精神病的理由关押访民、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等，应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对于老百姓的控制非常全面，可以采更直接的手段对付；而邓小平时代的维稳压力没有现在大。
紫烟分析：基本上，一个乡政府就能把一个人任意送精神病院；在城市，街道办事处就有这样的权力，所以，有时候街道办事处的主任跟人吵嘴时，还动不动就威胁把对方送精神病院。由此，可以推想“被精神病”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被精神病是中共的维稳分流
徐武的例子，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单位。此处体现了共产党管理体系另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企业。
据徐武介绍，武钢是中国中央企业，由中央政府国资委持股。武钢集团员工人数15万左右，包括家属约40万人都在武钢厂区。武钢二院精神科实际上是个挂靠机构。精神科的上级主管部门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二职工医院，但这家医院是否拥有收治精神病人的资质，则“不清楚”。
紫烟指出，大型企业有公安、国安，乃至有中共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是隐蔽的，哪些人是国安人员，在哪个办公事工作，里边有什么设备，全都是高度机密，没有人知道的。这说明的是中共对整个全体国民管控的深度，除了党、政之外，还控制到企业。
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有共产党的国安办公机构。武钢既然是一个大型企业，因此就会有一个如政法委或综治办的单位。综治办全称为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是针对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调动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暴力机关等等一切手段来加以扑灭、加以控制、加以治理。因此，这样的机构，其层级就比较高，权力不够就没法综合。
打个比方，铁路局有自己的政法体系、有法院，还有铁路公安、派出所、看守所。铁路局的派出所有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但是所有铁路公安的工作人员都是铁路局的人，而不是公安局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名册是在铁路局，工资也是由铁路局支付的。这样的安排，就把维稳的经费转嫁到企业上；此外，对国际社会公布其公安人数的时候，也可以大量减少。
“被精神病”是中共的维稳分流
紫烟认为，被精神病的人以访民最多，其他如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等也所在多有。他表示，为什么把他们送精神病院，而不直接采取劳教、判刑，或甚至用像对待钱云会一样的方式。紫烟表示，主要是不希望用同一种方式维稳，这就是所谓的分流，分流的好处在于分散注意，让国际社会关注一点就关注不了另一点。此外，送劳教或判刑，多少还有一点法律程序，为了省略这个过程，送精神病院就方便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