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蒋中正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战时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来看，按照1937年8月27日制颁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仍应“战时要当平时看”，“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并“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随着战区日益扩大，沿江沿海各省区教育比较发达者，均遭日军蹂躏，小学校多在敌人到达之前数小时，教员携其教具避难偏僻乡村。
学前教育遵循着抗日战争时期学前教育方针：“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进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以后，教育部奉行“战时须作平时看”原则，于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幼稚园规程》；1943年教育部对“规程”予以修正，经呈奉行政院令，改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并于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产生大量难民。而难民中有很多孤苦无着的儿童。为解决难童的收容、教养问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保育院应运而生。1938年3月10日，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岛设分会20多个；在各战区设立儿童保育院53所，总共收容难童3万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