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海内外的广东乌坎抗暴事件，从今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整整历经三个月。起因照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贪官与奸商合谋夺地，坑害农民，官逼民反。
抗暴期间，村民派出代表与官府谈判，官府竟将村民代表投入监狱，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锦波于关押两天后离奇死亡。官方宣布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遗体的死者家属发现，薛遍体伤痕与血污，明显是因为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还薛的遗体。于是，乌坎村民诉求，又增加一项：讨回薛的遗体，调查死因，追究凶手。七千村民为薛锦波举行追悼大会，规模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来得大。
乌坎村民生猛，拒官府于门外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围攻乌坎村；乌坎村民生猛，齐心自卫，以木棒、砖头、农具为武器，奋力击退官兵。随后以树木土石筑起路障，阻止官兵来犯；并成立纠察队盘查和防范当局派来的便衣与卧底。
乌坎村民赶走该村共产党干部（涉贪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后来被当局“双规”），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这个乌坎村原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的故乡，彭湃发动农民，以武装斗争，建立起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最早迎来共产党的乌坎村，如今却成为第一个赶走共产党的村庄。历史仿佛是一场讽刺。
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坎村，使乌坎抗暴成为国际事件，无形间也带给乌坎村民几许安全。官府虽借机耍赖，赖上所谓“外部势力”“敌对势力”，但要说马上镇压又不免有几分投鼠忌器。
官民对垒，警民对峙。官府使出下三滥手段，对乌坎村断水断粮断电。一万三千乌坎村民，在存粮仅剩几日的危急情形下，酝酿突围，到陆丰市政府请愿。
官方罕见让步，村民相应妥协
就在此时，十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领工作组，到达陆丰，与乌坎村民代表抗暴领袖林祖銮谈判，当即答应乌坎村民三项要求：释放被捕村民代表；归还薛锦波尸体，验明死因；承认村民自己成立的组织──临时村民代表理事会。
官方让步后，村民相应妥协。官府撤回围困乌坎村的军警，村民则收起抗议横幅，撤出村口路障，取消了原定于当日举行的示威。
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村民的奋勇抗争是关键。如果村民没有持久抗争，或者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畏缩、退让，都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当局的让步，明显是被动和被迫的，否则，事情就不会拖三个月。
但乌坎村民仍须警惕当局秋后算账，共产党内行于此，不仅留有无数前科，而且具体到此案，当局答应村民诉求，仅有口头承诺，并无书面协议。针对三条承诺，其一，虽然三名村民代表已经释放回家，但却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取保候审，被当局留下尾巴；其二，当局虽同意交换薛锦波遗体，但声称要解剖，家属并不同意。薛遍体外伤，连手指都遭截断，显遭酷刑或暴打，何须解剖？酷刑或暴打中，完全可能导致心脏并发出问题，解剖，莫非还是要将死因导向“心源性猝死”的官方结论？其三，承认临时村民代表理事会，但期限只是三个月，一旦土地纠纷解决，该理事会仍将被解散。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虽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理解和原谅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但也语带威胁：如果“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死心塌地”“敌对势力”这类用语，是中共的老套，连当权者自己都不相信，不过是找把柄，都是预留镇压藉口。
富裕起来民众更有维权意识
引人深思的是，不论是先前的东洲村，还是今日的乌坎村，抑或海门镇，都是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相对富裕的村镇，一个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内地的一个镇还要气派；一个富裕的沿海镇，往往比内地一个市还要阔绰。百姓因为穷困而造反，这是老观念；现实中国，富裕起来的民众，更容易起而维权，挺身抗暴，那是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满贫富差距，不齿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与“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谋而合。
由此观之，中南海的唯经济论、视人为单纯经济动物，并未能抵挡民众的权利意识。
除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沿海与内地农村的人口结构不同，也呈现不同的抗争力度。在内地农村，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与幼小，面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强拆房屋，即便有心抗争，老弱幼小又怎能担当抗争主力？沿海农村则不同，青壮年并未流失，还可能有外来人口的补充，一旦抗争，青壮年就是现成主力，只要齐心协力，如乌坎村民一般，就足以让官府生畏。
汪洋的“广东模式”见效？
官民各让一步，乌坎冲突转入和平解决轨道。一个双赢的结果，受到外界好评。承认民众自己选举成立、而未经（官方批准）登记的民间自治组织，更创下共产党执政下的先例。在这里，值得探究的是：处理这事件的决策，究竟是来自哪一个权力层次？谁是决策人？
出面谈判的是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但朱显然不是决策人，而只是执行人。如果决策人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可证实汪洋兑现他的开明政策，不愿以高压手段对付民众。可以追溯到是，在此之前，十一月二十三日，广东当局出台新规定，为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松绑。承认乌坎村民自治组织，符合这一规定精神。
更重要的是，如果决策由广东省当局做出，说明地方权限已充分扩大，“党中央”不再或无法包揽一切。换言之，中南海或将社会治理权责下放地方，由地方政府负责“维稳”，软硬由你，只要能解决问题。
坊间热议对比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汪洋的“广东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现；后者朝右，更加开明。人们怀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别苗头，标新立异，以期先声夺人，争取“十八大”上位入常？
人们看到，不论重庆还是广东民间，生活都自顾自地进行，并不受什么“模式”的影响。早在江泽民亲信张德江掌粤的二○○五年，同属汕尾市的东洲村，就大闹了一场，也是因为官商勾结，谋地害民。警民对峙七个月，结果仍以血腥镇压收场。
“广东模式”不因民变而起，却成为解决两起民怨的有效手段。即：解决民怨和解比镇压更有效。汪洋“广东模式”或迟或早将影响全国。
中南海内气氛生变的微妙迹象
乌坎村民有标语：“乌坎人民冤枉！”“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可见，乌坎村民起先并没有指望省政府，大概预料省上也做不了主，只巴望远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们的“靠山”。深居中南海的“党中央”，按理完全没有必要为地方贪官污吏站台，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贪官，一则树威自己，二则收揽民心。可惜的是，迄今“党中央”最后的选边，都不是黎民百姓，竟是那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体，维持政权。
再看如今的乌坎村民，他们很有策略地与官府周旋，申明“绝对不是起义”，意即并非利比亚或利亚那种情况，给“党中央”派“定心丸”；但对地方贪官污吏，村民发誓：绝不妥协。如果中南海顽固袒护贪官污吏，乌坎民意民心则随时可能生变。而中国境内，已积累多少乌坎民怨？长此以往，难免有朝一日，中国会变身另一个利比亚或埃及。
如何应对乌坎民变？中南海如果又要杀人，谁来下达屠杀令，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强硬派代表人物周永康的最新表述，更可能是高层气氛变化的反映，乌坎事件暂时缓和后，周永康把江泽民当年“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说法，改成“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用“解决”代替“消灭”，这种微妙的改变也许是值得留意的。毕竟，这一年国际风云变幻，从北非到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到美国和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全包围，令中国尴尬万状；缅甸、俄罗斯甚至古巴都在政治制度上，遭到民主化的挑战，中南海的迷梦还能持续多久？
原題﹕乌坎冲突和解谁是决策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