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战略咨询机构昨日在上海发布《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报告称，2010年内地的个人奢侈品消费额排名已升至全球第五，而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大中华区奢侈品消费额已跻身全球三强。内地奢侈品的市场规模，今年将首度突破1000亿元。
一些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如火如荼，舆论褒贬不一。一方面，就整体而言，扩内需任务相当艰巨，另一方面，处于消费层级顶端的奢侈品消费却如此旺盛，确实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如何看待国内奢侈品消费额的迅速攀升，又如何看待这种鲜明的反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实话题。在我们看来，社会需要正视这个事实，并且一分为二地加以解读，或会得出一个相对中肯的判断——其一，需要看到奢侈品消费的内在驱动力，不必对之“妖魔化”；其二，也要看到这样的消费狂潮背后隐藏着的问题；其三，扩内需的压力与奢侈品消费旺盛的巨大反差，显然有贫富差距的现实原因在起作用。
奢侈品往往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其存在本身并无贬义。奢侈品消费强劲，至少说明这个社会中的部分人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而富裕群体对于奢侈品的追逐，其实不必非要以道德的眼光去评判，除非，其中一些人的财富来路不正，社会观感极差，那是另一回事。
富人追逐奢侈品的情形，在美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经极为相似地出现过。对人类消费行为有过深刻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在其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中，也探讨过类似的命题。奢侈品不仅能够给予消费者体验到寻常人无法体验的物质享受，亦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其中，既包含通过消费行为而产生的快乐感，也包含凡勃伦笔下所谓的“炫耀性需求”。
一个基本的论述前提是，在自身财富来源合法的前提下，购买奢侈品应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社会的进步与富裕者将奢侈品逐步当作生活必需品的过程密切相关。奢侈品的定义显然有着历史阶段性的特点，某个阶段是奢侈品，一旦时过境迁，却成为寻常之物了。人类不断探求更能奢侈性享受的动力，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
时下很多人对奢侈品消费如此热闹的景象颇为不满，或是简单地将奢侈品消费理解为浪费——这显然混淆了奢侈品消费与浪费之间的概念差别；或是不能够看到人类追求奢侈型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如果批评者仅仅停留于这个层面对奢侈品消费的“讨伐”，那么，答案很简单，以税收手段替代道德批判。富裕者享受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资源，理应付出必要的税务代价。
当然，奢侈品消费引来一些激烈的批评声，也确实因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背后，许多问题值得反思。比如，部分消费者表现出的“暴发户”形象，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有时确实会让人反感。更重要的是，国内奢侈品消费亦与权力腐败等问题不无联系。上述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就称，内地市场近五成的奢侈品用作送礼。
很明显，这种送礼绝大多数并非人情往来，而更多是被权力“笑纳”。过去有关落马贪官的报道中，几乎都会提及从其家中搜出多少名贵品、奢侈品。在现实中国的商业环境里，由于寻租行为较为普遍，潜规则现象较为普遍，奢侈品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另外，一些奢侈品奢靡性的消费，也招致相当的恨恶情绪，甚至给人以暴殄天物之感。
扩内需的压力与奢侈品消费旺盛的巨大反差，则给人一种紧迫感，即调节收入分配的紧迫感。一个健康的社会，在奢侈品消费旺盛的同时，其他层级的消费理应同样火热。这也表明，求解为低收入群体保底、努力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历史任务，显得愈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