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梁辰 刘浚
阎连科没想到的是，自己屡次谈及的都市桃源生活，这么快就结束了，在他的计划中，他还打算写一部以“711号园”生活为蓝本的《瓦尔登湖》。
11月30日，因自家小区遭遇强拆，阎连科在微博上发表《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将“所目睹和遭遇的强拆事件，简要地报告给你们”。
在信中阎连科写道，三年前他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711号园）用稿酬和筹借款购得一处房屋，今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家在内的39户人家将被拆迁。
这封公开信引起了一番波澜。同情和声援者众，但意想不到的是，质疑声音也接踵而来。
阎连科被指责，“逃”到美国迈阿密书展以躲开文代会，却称赞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处处散透着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信中“尊敬的”、“打扰了”等措辞，被指姿态过于卑微和谄媚，摆脱不了体制内语态的影响；更严厉者指责他做法投机，平日不为百姓拆迁事件发声，如今捍卫私产却大作声势……
一个作家的维权行为，正在演变成一场对阎连科作为文人、中产精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社会责任的争论。
“我这一生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因为当初对土地的逃离，而逃避了为父辈亲人分担生活重任，阎连科对父辈一直充满愧疚，这种赎罪意识也是他在多个场合的自我表白。眼见邻居的房屋在推土机中化为瓦砾后，他说，“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是被扭曲的人。”
在这场纷争行将沸腾发酵之际，阎连科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在长达几个月的抗争后，自己已经很疲累，他早已搬离被拆迁住所，公开信也是他对抗强拆事件的最后一次用力。
你讽刺生活，生活也在讽刺你
在文学评论界，阎连科身负中国文学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禁书作家等多项标签。
早在2004年，小说《受活》出版后不久，阎连科转业至北京作协。此后，他陆续写出了嘲弄个人崇拜与专制禁锢的小说《为人民服务》、反映河南艾滋病村现状的《丁庄梦》以及记录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饥饿与无序的《四书》，这些作品的命运，都比较坎坷。
北京五环附近的咖啡馆里，采访进行一个多小时后，阎连科的身子逐渐缩向沙发靠背。查出脊椎错位已经17年，如今他每年都要跑一次西安，找老中医针灸。
生为农民之子，26年部队生涯，令阎连科形成了极自然的生物钟，晚九朝六。上午八点到十点，他对着用小木板支起来的电脑工作两小时后，一整天的创作就结束了。
“有时候我是有意去逃避现实，比如住到那个园子里。” 在花乡世界名园小区购房两年来，阎连科在园中侍弄花草，播种施肥。
其间，他创作力犹如井喷，交出两部散文、两部文论以及一部长篇小说的成绩。其中，包括计划于明年出版的14万字散文《711号园》，阎连科将这段世外桃源般的经历，描绘为“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吊诡的是，这部描述都市桃源生活的作品，还没来得及出版，前来拆墙推土的机器已经开进了家园，原本平静规律的生活戛然而止。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响拆迁整治的攻坚战”的条幅遍布小区，十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小伙子堵在门口，仿佛“文革”风潮重现。阎连科无心创作，搬回了二炮部队于2003年分给他的那套五环外的房子。
自今年5月初次收到拆迁通知，这半年来，阎连科曾几次与拆迁办联系，试图通过正常渠道商谈。作为小区居民中“开发商最好的朋友”，阎连科说自己屡次婉拒劝拆饭局：“你们谁都别做我的工作，我一定不是这里的钉子户，但也一定别指望我带头拆掉。”
邻居们寄希望于阎连科作为知名作家的话语权：如果拆迁及赔偿背后没有黑箱操作，为何拆迁办不肯提供居民所要求的“会议纪要”？真相是什么？
在与媒体谈作品《四书》时，阎连科忍不住针对拆迁一事发了一个牢骚，并被法国《世界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出来。每天对住户进行短信轰炸的拆迁工作人员责怪他，“阎老师，你这个拆房是自己家里的事，为什么每次来都带一个记者？尤其你不应该闹到国际上去。”
一次次面对媒体回顾拆迁战，阎连科早已疲倦。“包括我和那里住的人，要求都非常简单，你把拆迁的文件给大家看一下，就好。现在任何通知、文件不给你看，什么都不告诉你。”
在阎连科的笔下，曾创作出各种荒诞：人物的身体能化作肥料滋养大地；被解放的人隐匿在地道中狂欢；懦弱的知识分子向偷情的妻子与领导扑通下跪；为凑钱而卖皮的村民，裤管里的蛆虫像豆子一粒粒往下掉；象征着专制主义、监督知识分子改造的“孩子”，架一把铡刀对众人说“把我的头给铡下吧”……
刘剑梅教授称其创作“不断地重写‘受苦人’和批评社会的不公平”，其怪诞、夸张、惊惧与恣意的特质，也将阎连科带入世界文坛高度。
但面对拆迁，阎连科感慨：“任何虚构故事都没有现实曲折丰富和荒唐。不管你写什么样的小说，你在讽刺生活批判现实时，生活本身也在讽刺你。”
权力决定的人生
近年来，除去散文、文论方面的创作，阎连科唯一不被禁的小说，只有2008年的《风雅颂》。这本书以某懦弱大学教授为主角，触怒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
在这本被阎连科视作精神自传的作品后记中，他这样毫不客气地概括自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
“也许过一段时间，过几年之后，我会以拆迁去写些什么东西。这个经历对个人生活来说一定是个小小的悲剧，对文学创作而言可能会让我更丰富一点。随它去，我属于那种能迅速接受的类型。我是抱着非常妥协的态度，相对依法办事，相对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11月30日，当阎连科再度来到“711号园”时，竟不免为现场邻居们的失控情绪所影响，回家后，他将积攒多时的纠结与苦闷，写成了1500字的公开信。
公开信发布后，身为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阎连科也被公众寄予了“写一写拆迁”的期望。
外界习惯强化阎连科的话语权，他本人却视自己为作协的“孤儿”。他的话语权并非源自体制所赋予的权力，恰恰相反，对权力的恐惧与生俱来。
阎连科十几岁时，在生产队翻红薯秧子，目睹卡车驶过，一梭子弹自革命青年手中的机枪落到田头。当年挺着一把枪的“革命者”，变成今天穿上黑制服就可以搞拆迁的青年。“那些人就是平时大街上捡破烂，给他80块一天，穿上制服，被授予某种权力，他就是掌权者，为所欲为，你就会感到恐惧。”
1966年霜降时，阎连科家中耕作三年才拣尽礓石、丰收番薯的自留地，因中央一个决定而收归公有。饥饿留下阴影，为了逃离土地，阎连科在参加高考失败后，报名参军，历任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现实生活中的拘谨与畏怯，在文字里得到了宣泄与释放。创作不断获奖，从“五个一工程奖”到鲁迅文学奖。他所担任的文职也逐渐达到副师级别。
“随着年纪经历增长，会发现，当你向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会左右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一个偶然的事情，甚至非常奇怪的一件事，都会改变你的命运，让你的人生变成另外一种，变成喜剧、悲剧或悲喜剧，这些都是权力所决定的。”
“你恨不得社会明天就变得公平、正义、透明，这是每个稍微识字读书的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只是每个人关心的方式不同。” 阎连科说。
但是，拆迁仍在继续。
当文学面对权力，阎连科感到了文学的虚无，“写作的意义在锐减，不是递增”，“文学的力量只存在于文学之内，而非文学之外。”
阎连科担心同行认为他借拆迁炒作，增加曝光率。他承认，当邻居们忙于梳理文件与通知，“其实我是最不太清楚这些事情的”，他很少上网。
作家所拥有的那点话语权，对解决现实冲突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谈到文以载道的责任感，他又十分较真地把责任卸掉：“我没有意识到作为作家有什么责任感，只是希望这样表达，如此而已。”
当初决定写《丁庄梦》，也是因为“那些人情感里灵魂里是怎么过来的，没有任何人去表达，你会觉得作家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河南人，也资助了那么多艾滋病人，本能地你都愿意要去写它。”
《丁庄梦》完成的那个上午，阎连科忽然觉得，活着也好死掉也好，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坍塌的乌托邦
“711号园”曾给予阎连科短暂的荫蔽，也令当初那个为逃离土地而参军、写作的乡间小子，重新找回并承认对土地的眷恋。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意识到城乡差距而自卑自怯的乡村少年，在高考失利后，将视野投向手边的革命小说，填补心灵空白。“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
如今他保持着睡前一小时的阅读，关心国外作家的题材，关心大师级作家年老时的笔力，并不断地更新着对好小说的定义。《挪威的森林》十几页就看不下去，《皇帝》里独裁者面对生命流逝的无力却吸引了他。
人大文学院对这位驻校作家的抗拆举动，反应很平淡。院长孙郁代表学院说：无论怎么处理，都是阎连科的自由。
今年53岁了，阎连科预期自己最多写到65岁。《为人民服务》被禁后，北京作协曾给予的包容以及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宽松创作环境，都令他感慨自己的幸运。
“你不写作，就会在这个国家和人群中消失掉。写作就是为了找到你在什么地方。”但阎连科又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快乐的事。痛苦既源自写上两小时就会筋疲力尽的身体—少年时在山里背石头，曾压到一肩高一肩低；也出于对语言模式选择的焦灼。
仿佛是为了洗脱《为人民服务》中对毛时代话语的滥用，《丁庄梦》创作中的自我阉割也始终令阎连科耿耿于怀，到《四书》时，他报复似的把语言的陌生感发挥到淋漓尽致。
阎连科对语言的探索，如作家李洱评价，它们“繁琐，黏稠，有众多的铺排，有众多的冲突，层次之间枝蔓缠绕，扯不断，理还乱”，充分反映了这名小说创作者的野心。
文坛朋友形容阎连科，脸上“充满了许多老实交织而成的皱纹”；年轻一辈看他“开奥迪A4，用爱疯4，但摄像机一拍，镜头里还是一张河南农民的脸，有一种悲苦感”。他本人一张嘴就是略带土味的河南话，语调平和，节奏浓密，偶尔被自我审查打住。说得最标准的普通话，是模仿小区横幅那句“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好拆迁这一仗”。
蒋方舟把身边朋友的故事当笑话讲给阎连科听，两天后他回一则短信：你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可他自己的新创作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无法容忍新小说的语言与上篇一模一样。“今天追随你的读者也无法容忍，已经把你自己逼到了墙角。要么推开一扇窗，要么就被逼死在这个地方。”
“711号园”拆迁事件的结果，并不是阎连科最在意的事。写公开信，呼告民意，是长期观察积累的宣泄：“就中国来说，我们永远处在坍塌的乌托邦中，在建造和坍塌过程中徘徊。成千上万人都在不愉快中生存，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在冬季的北京五环外，地铁13号线上地站出口处，售卖肉夹馍、烤红薯和摊煎饼的小贩面前升起腾腾热气。阎连科常要在傍晚时开车将朋友、记者等送到这里。
他说，在北京的喧嚣中，有两套房产是非常奢侈的。而更为奢侈的，似乎是小区门口那个收破烂的河南人的生活—
“每天在这里收收旧报纸、旧纸箱，每天拉一车，唱唱歌，听听收音机，而且收入也蛮高的，不需要为什么事情担心。我非常希望有像他一样平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