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内忧外患之年，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时。
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中国政府则力图把计划拟定在变化之前。这一会议可谓极具中国特色的安排之一，按照惯例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开，也被认为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立场以及来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
也正因此，每年“定调”的文本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文的精妙发挥到极致。从最近几年来看，2005年宣称“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希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改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则变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则幻化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也正因此，根据媒体报道，有官员曾索性建议把明年政策基调定为 “稳物价、促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来回变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纷纷精心揣摩，试图给出一番解释。不过，今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经济会议召开时间有所延后，引发了对于经济形势共识的猜测；另一方面，今年“定调”悬念似乎较早掀开，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求稳在市场预期之中，“稳健”一词则耐人寻味。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实际政策力度“紧”还是“松”，都被冠之以“稳健”之名，就像政策风向是否逆转，往往统一为“微调”。
在“既要”“又要”之类的主观表达背后，难以扭曲经济的本身逻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结构调整等等目标往往存在彼此掣肘矛盾之处，如何权衡费人思量，往往导致排在首位的目标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是2008定调的“保增长”。是年，面对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大手笔，中国GDP增速终于“保八”成功。
如何评价四万亿，这将是未来数年中国各界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支持方往往认为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保证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看得见”的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看不见”的代价，须知每一项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随着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笔者认为，当前看来，四万亿有三大弊端难以回避。首先，这一政策使得过去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最近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货膨胀，本质就是政府掠夺私人财产一种合法手段，隐秘而恶劣。在当前负利率以及投资渠道匮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财产以及民间财富因此缩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超过万亿；其次，这一政策导致了大量“国进民退”行为，大量挤出民间资本。过去的天量信贷，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给体制内势力，造就了一度风靡全国的地王等现象。
最后，这一政策最为致命的败笔，在于再次鼓励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看似只有四万亿，却以乘数效应撬动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几的“四万亿”，导致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前些年曾经有所收敛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因此彻底走向恶化。仅官方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各级政府总负债保守估计将占中国GDP70%以上；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于经济全局影响也令人战栗。
回头来看，既然要定调，那么眼下经济形势如何？如果说最复杂一年的老生常谈令人乏味，但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应无异议。
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喜忧不均。首先通胀情况有所缓解，下行趋势明显，11月CPI和PPI创下年底最低，同比涨幅为4.2%和2.7%，双双创下年内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业同比增速回落至12.4%，这意味工业下滑趋势明显；第三，出口情况难以乐观，11月月进出口都继续减速，贸易顺差出现25亿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长13.8％，低于上月2.1个百分点。可以预计，伴随着欧洲情况恶化，明年出口下滑趋势将更为明显，届时数据将会更为难看。
最黑暗时刻显然尚未到来，2013年往往被视为中国经济最可能硬着陆的一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有所回落，GDP增长率预计为8.9%。
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往往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长期以来不旺，如今出口因外围因素打压，中国经济如何避免在过度投资这条不归路上继续狂奔？笔者认为，当前最合适的政策组合，通过有纪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约束“闲不住的手”，同时激励“看不见的手”。
首先，应该通过财政政策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降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尚无明确法律责任主体以及相关问责制，一着不慎往往容易成为全局性失灵。当务之急，必须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将是未来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则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2010年充盈于耳的企业倒闭潮，比起200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许在于，2008年信贷狂潮之后，而其后矫枉过正的非理性货币政策紧缩，更是将金融抑制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存款准备金长期位居历史高位，另一方面官方利息却一直维持负利率，导致民间信贷四起。各地高利贷泡沫开始幻灭，无数民企即使能够熬过08年金融危机，却未必未能挺过今年这场经济严冬。
四万亿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得民众往往闻宽松而心生厌恶。货币政策放松充满争议，一方面源于被视为通胀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解读为利益集团解套。
事实上，通胀的根本原因，不仅在货币发行，更在过度投资导致的货币自发派生。如果合理地约束财政政策，那么通胀并不会如同过去两年那样高企。进一步看，即使信贷再度宽松，其间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但至少能够民间企业信贷能够得到增量，从中分羹已经足矣。当然，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准备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时的利率市场化与开放金融垄断，也需适时提上议事日程，显然需要监管者的更多决心。
从大历史视角回溯，中国经济三十年为何高速增长？固然政府的作用不可磨灭，不少学者就提出中性政府一说，又或者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但是根源仍在于体制放权引发民间经济体活力。近期外界将中国发展模式称之为“竹子资本主义”：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所谓“北京共识”的胜利，而是隐藏在官僚体制幕后的无数民间经济个体创造了“中国奇迹”。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正行走在十字路口。以中国民间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足以使其在法治不健全、规则不完备的社会之中，也能野蛮生长，开辟出一方天地。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多年来一直呼吁由出口导向转化为消费导向，不仅其成败决定于民间企业之手，甚至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许亦维系此间。由此可见，所谓宏观调控芸芸，或许从来不是方向对错的问题，而是过多过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