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赌徒比经济赌徒更可怕
一个又一个企业老板的“跑路”与靠高利贷经营者的跳楼，把温州乃至中国大陆民间高利贷的疯狂之态和凶险后果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然而，还有比中国高利贷经济更可怕的，那就是中国政治的“高利贷”赌徒心态。
今日中国的高利贷经营者（这里不包括少数由于金融体制极不合理的垄断而造成融资困难，不得已以高利贷暂时救急的民营企业老板），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一百八十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呢？首先，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
政治赌徒拿中国的明天豪赌
如高利贷者一般的中国政治赌徒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智商与所处官位，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宪法法律？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自己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资源，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自己酿就的矛盾“击鼓传花”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经济高度投机领域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而轻易得手，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
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中国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按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说法，对人民对历史欠下政治债也是要付出“利息”的，而且欠得越多，拖得越久，压制越甚，要付的“利息”就越大。于是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毛”，“引导”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动用几千万资金，上百人力非法监控软禁迫害一个盲人、非法监控几个文弱书生……，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搞“访贫问苦”，搞ＸＸ工程，搞ＸＸ运动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两种赌徒都替自己备好后路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中国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党纪国法，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的无辜民众，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旅游”、“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偷漏税”、“被精神病”……，整个政权日益黑社会化！不，盗亦有道，这个政权已经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板绝不会“净身”出走，他们在“跑路”之前早已给自己或至亲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他们早早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政治赌徒赔掉整个国家
高利贷崩盘之时，温家宝们给温州等地开出的一个药方是“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继续为眼前的“稳定”饮鸩以止渴。他们连自己的银行都监管不好，有什么能力“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中南海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对此，时评人郎遥远先生尖锐地指出，以上述方式“救温州”，将要赔上整个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单纯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除了政治良知尚存的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治改革”之外，权力高层剩下的就只有“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视文化创新”等等敷衍加忽悠的空洞口号。他们丝毫不肯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竞选自由等公民权利，继续以民为敌，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在中国，经济高利贷赌徒与政治“高利贷”赌徒，真可谓互为榜样，互为基础。
经济高利贷正在崩溃，政治“高利贷”还能永远撑持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