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挡箭牌”、“遮羞布”与耍流氓的治权下，人民只有匍伏下跪。（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位朋友因聚餐时谈论埃及苿莉花而被国保羁押，他被抓之后跟国保讲法律，国保说“涉及到国家政权的问题，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我只跟你讲政治。”于是他就跟国保讲政治，说和平转型，而该国保则说“在我这里，我的话就是政治，你只能按我们的要求去做才符合政治。”此话与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所说“法律不是挡箭牌” 异曲同工。
“法律不是挡箭牌”之论，曾引起网民一片愤怒和嘲讽。“挡箭牌”论实是当局玩弄法律、践踏人权的写照，对中国百姓不用说了，就是他们内部也是如此。当年刘少奇面对红卫兵的肆意凌辱，手持《宪法》做护身符，但小将们有毛的“最高指示”，《宪法》算什么？而当年刘少奇、邓小平因毛泽东身体原因善意地叫他不要与会时，这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大暴君居然持宪法和党章到会场兴师问罪。《宪法》对他们来说是抹布，随其所用。
一、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政治化
将法律作为权斗和打压异己的工具，现中共政权绝不亚于毛时代，但手法比毛圆熟了很多。比如它要搞掉政治对手，一般是不会从政治上下手，而会找一个——找不到就制造一个——法律问题作由头，将你整垮。现在中国的官场，哪个不贪腐？就算是你自己清廉，也不能保证你的部下或家人没问题。贪腐不可怕，关键是你不能站错队。比如陈希同案、陈良宇案，他们当然都有腐败，但收拾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上层的权力之争：陈希同对抗江泽民；陈良宇挑战胡、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在打压异议人士方面也是如此，广州的郭飞雄、北海的许坤……明明是政治问题，当局却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将他们投进大牢。人活在世上就有经济活动，而中国制度落后，没有完整的经济法，因此只要你活着，就能挑出你的毛病。著名法学家滕彪，前年到福建“围观”三网民案开庭时，福建警方竟然在其所住的旅店房间里 “搜出”了一包海洛因，幸亏当时有几十名“围观者”在场辩诬，否则滕彪难逃非法持有毒品罪。眼下，艾未未案更是如此，审讯的内容都是政治，但安的罪名却是 “偷税”；“偷税”被艾未未“借债”挡了回去，当局又扯出了“淫秽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将法律问题玩成政治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法轮功案。凡法轮功案，当局均以《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来定罪。可该法条叙述得很明确，即侵害对象是法律，可是法轮功侵害了哪一部哪一条法律了？他们说，党中央内定法轮功是邪教，是邪教当然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都没了还用讲法吗？这是什么逻辑！
二、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被精神病
在涉及敏感事件时，当局一贯的做法是：不管是否犯罪，先将人羁押起来，加之殴打、虐待、恐吓，震慑住你，美其名曰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遇有外界压力，当局就会用诸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付异议人士。有人说中国当局现在是“对外，除了要脸之外，什么都不要；对内，除了不要脸之外，什么都要。”
今年二三月份，因“苿莉花”，当局抓捕了很多异议人士，但最终绝大部分都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式放了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有精明的算计。当要防患于未然的时候，管你法律不法律，逮进去再说，因为涉及国家政权。但是抓了之后，总不能将当事人都蒸发掉吧，这就面临着两个坎：一是要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二是要经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但是案子进入司法，免不了要开庭，国内外媒体都会关注，这就势必暴露中国违法滥捕、法律无保障的黑幕。
在得与失之间，经过精明的计算，当局就“巧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法律条款控制异议人士。人是放了，但是不意味着你无罪，照样监视控制着你，国保可以随时让你汇报思想，写悔过书、保证书。如果你拒绝配合，那就判你的刑。比如北京的王荔蕻案，有人透露，她被捕后，国保吓唬她：“我们本来是很给刘晓波面子的，当时只要他答应出国，就可以不判他的刑，但他不肯，逼得我们只有判他11年。希望你不要学刘晓波。”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精神病”整治人。如杨佳案，为了阻止其母亲王静梅聘请律师、接受采访，就以精神病为名，将她强行送进北京安康医院，直至杨佳被处决的前一天才释放。湖北的彭宝泉只因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就被当地公安“抓捕”，尔后“被精神病”送进精神病院；在其“承认”错误，并保证“顾全大局”，“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之后，才被从精神病院放出来。
三、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
有些案子，当局自觉理亏，但仍然继续“玩”人。前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李碧云，因参加群众抗议村集体土地被强征，被当地公安殴伤，于是同几个村民到省公安厅信访。当地公安闻讯后，借故说李碧云之前冲击过国家机关，五个便装彪形大汉到省公安厅门口将李碧云绑架到车上。不知何故，一民警有咬伤的痕迹，结果以妨害公务罪将李拘捕。但在法律上，对此定罪必须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1、李碧云冲击过国家机关的事实存在，或李碧云到省公安厅上访属犯罪行为。2、派出所抓捕访民是依法执行职务。3、李碧云知道这五个便装大汉有执行公务的主体资格，且正在执行公务。4、其伤痕是李碧云致伤的（法医鉴定只有伤痕，并无鉴定该伤痕与李碧云的牙齿相吻合）。因此，无论是根据刑法学的定罪理论，还是根据刑诉法的举证规则，都不能认定李碧云有罪。然而，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只“简单”地叙述事实，判其妨害公务罪，羁押达一年之久。这里，“简单叙述”是进行司法诬陷的流氓手段，否则何以有定罪的理由。
有时当局自己不方便耍流氓，就精巧地安排黑道去做。比如一些强拆迁、强征地事件，他们不便对抗议群众直接镇压，就唆使开发商雇用黑道挑衅，制造事端。一旦发生冲突，公安就以所谓聚众斗殴、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将抗议群众拘捕，以达到恐慑目的。典型的是山东陈光诚案。陈出狱后，从法律上讲他完全是一个自由人，然而当地政府雇打手每天24小时监控陈光诚全家，不许他们出门，甚至不许孩子去上学；而外来看望陈光诚的人，则遭到他们的殴打和非法关押。并且这些打手很懂“政治”，他们不说不让你去看陈光诚，而是说最近村里频频发生盗窃事件，所以不许外人进村；而他们殴打、抓捕探访者，则说是抓小偷，惩治盗贼。
四、绝不认错
当局做了很多恶事坏事，并且常常是大白天下，有目共睹，但是其绝不认错。有时，国内外反弹太大，出于需要，当局也会用“法律”这块遮羞布掩饰一下；但是如果一旦遮掩不住，当局就横下心，将流氓耍到底——我是流氓我怕谁？比如高智晟律师案，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根据刑法对缓刑制度的规定，高智晟是判有罪，但不羁押，况且五年缓刑期也过去了，从法律上讲高智晟现在完全是一自由公民了，然而尽管有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当局还是不给任何理由，将高强制失踪。
总之，对于中国政府，法律可以用来作“遮羞布”和“挡箭牌”，但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完全将之抛弃；法律仅仅是中国政府维稳、整治对手、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至于如何运用，则完全看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