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随着毛统区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进入了尾声。而毛统区一千万左右“停课闹革命”或“留校闹革命”的大、中专学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却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四处冲击。如何安置这批为毛泽东夺权有功的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伤脑筋的问题。
1966年“文革”以来，生产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的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招收新工。同时，各类高等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也都全面陷于瘫痪，研究生、留学生的培养和选派工作也完全停顿。
兔死狗烹、弃若敝屣是毛泽东处理功臣的惯用伎俩，误导别人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中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于是，在整个毛统区掀起了一阵宣传“再教育”理论的热潮。[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题，发表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之加的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体力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毛统区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2]
千百万城市青年走入穷途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们的唯一选择，他们失去了升学成才的机会，他们求职谋生的门路被彻底断绝，被赶进了荒野（毛泽东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有合适后门的人例外，这是权力主义社会的正常现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在许多地区，由于安置人员过多，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情况。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对于大多数下乡知青来说，由于生产上不能自给，生活上无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区对知青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数知青在生活上还要靠家里补贴，给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3]
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以后，1969年走向了毛泽东安排的上山下乡穷困路，穷得无钱看病，没有钱理发，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这就够痛苦的了，另一个孩子面临重蹈覆辙的命运。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压的李庆霖，冒死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的孩子在农村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线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泽东：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庆霖的信中，还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干时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问题。
李庆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毛泽东：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4]
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件，给我们留下了插队落户知青困顿生活绝对真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瞎胡闹，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不搞上山下乡。随着一批批新毕业的学生不断地涌入农村，渐渐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积重难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回城风”的强劲冲击下，只能继续靠行政命令维持着。而在人们心目中，实际已归于破产。[5]
注：
[1]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页。
[2]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5页。
[3]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6页。
[4]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5页。
[5]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6—808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