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关于打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个让中国知识份子刻骨铭心的年代。多少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知识份子，一代精英，满腔报国志，响应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在中共“言者无罪”、“绝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下，提意见、提建议，全是为了国家好。结果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农村管制。官方说是五十五万，根据二零零五年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实际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打为“中右”。对反右，中共的结论是：“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这是一个让人不忍再提的话题。一场反右，一场无妄之灾，长达二十多年，毁掉了多少家庭，多少青年才俊！就在中共刚刚建政不过才七年，国家建设最需要知识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右派”中，知识份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不少单位甚至高达80%。据郭沫若一九五六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份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份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右派份子一人罹难，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甚至还要甚于其本人。特别是年幼的子女，不得不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蔑视和欺侮，经历无尽的屈辱和苦难。长期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遥遥无期，没有希望，叫人心痛到麻木，不忍去想，不忍去说。
简举一例。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能养活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一九五七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结果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右派们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尸体，方圆几里内寸草不留，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当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但傅作义无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二零零零年七月，作家杨显惠以夹边沟故事为原型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一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哭倒在地，把杂志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
有一本专集叫《往事微痕》，记叙了反右运动给这些右派子女带来的悲惨命运。一个叫尹华春的谈到，他父亲张绍尧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忍痛和丈夫离婚，这样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保护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嘱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亲，重建完整的家。”他们不知道，张绍尧早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就因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而死去，抛尸荒郊，骸骨无存。后来，子女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父亲丧命的地方，二零零七年，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阳凌源县哈巴气村的荒野，祭奠父亲。七个子女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倾吐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控诉反右运动的极端罪恶。其中一篇祭文说：“我们虽被压到生活的最底层，但在我们的伟大母亲、你亲爱的妻子的教育呵护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余的七个儿女全部响当当地立足于天地之间！”
多年后，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学语文教师如是说：“本想给共产党当条狗，没想到叫它当狼打了。”一位叫徐瑗的右派子女说：当她在一九七九年看到父亲的改正结论，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谓“八大罪状”时，“我不禁仰天长叹——原来我有这样一位有胆识、有睿智的父亲！原来反右运动是如此荒唐而残暴地迫害忠良！”
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被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储安平吧。他在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文章里，如是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份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虽然直言不讳，但一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光明日报》的总编，他会冒推翻中共之大不韪吗？储安平是中共显示其反右正确的一个例证，他的右派结论到现在也未改变，是五个国家级未平反的右派之一。那么，从他的言论看，储安平错在哪里了？只能说错在他说实话了。
反右之外，储安平还曾经如此批评过国民党政府：“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这一切，不正是今天中共治下的真实写照吗？
另一位五个不予平凡的大右派之一的时任中央民盟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如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这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浙江平湖县干部）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罗隆基）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原上草》)这出自五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对中共的评价，今天看来不是十分清醒、极其中肯吗？！
在那扭曲荒唐的时代，所谓右派不一定就是有什么“右”的言论、“右”的表现。有一个单位被分了一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到人头。大家在一起开会，主题很明确，任务也很简单，但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无论领导怎么动员，大家就是不说话。领导也有妙算，不说话就不散会，反正我得完成任务。终于，一个倒霉蛋坚持不住跑了趟厕所。等他回来，会散了，会场上空无一人，领导面无表情的通知他，大家都同意你是右派。二十多年后，终于熬到平反，他去落实政策。可管事的告诉他，没有他的档案，他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平反！
打右给人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不仅是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山东省有个会书法的省委书记叫舒同，曾创造了“舒同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其家乡江西省东乡县派人北上济南去找山东省委，要在济南给舒同办书法展。消息传开，一群老人齐聚山东省委门前，群情激奋，坚决反对，最后书法展只好流产。为什么？原来一九五七年正是舒同主政山东，山东是打右的重灾区，单是一个菏泽地区的右派就超过了相邻的河南省的总和！
对于反右，包括党内党外的太多的人表示不理解，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当有人悲愤的指出这个中共建政来最大的群体冤案是阴谋时，毛泽东得意的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还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史界称秦皇暴政如狼似虎，他却自称超过秦皇一百倍。这就是直到今天还被一些人认可的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形象。学者唐德刚在《新中国三十年》中，把毛泽东定义为上下五千年最大的屠夫，“桀纣不如，其实大跃进也好，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
打右对人的精神人格的扭曲无以复加。束星北是中国最著名的天才物理教授之一，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最敬重的老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束星北响应中共的号召，作过著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写了许多检讨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还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
打右毁掉的不仅仅是人才，更是中国知识份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性和敢说真话的良知与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才是最要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被阉。从此，“家事、国事、天下事”，皆不能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尽管入耳。从此，中国失去了讲真话的氛围，人们被逼着学说假话，假、大、空开始在全国氾滥，直到“大跃进”的登峰造极。
二零零七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等十几个省市（区）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老人，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但共产党未作任何回应。党内主持正义的元老胡启立先后两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二零零六年，中共六中全会前夕，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知名人士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纠正对反右运动的政治结论，对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健在人士，对因家庭父母亲属被划为右派份子而在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等受到牵连的人士及其亲属，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但是，标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的江胡两任都拒不接受。
关于“反右”，邓小平“文革”后讲了三句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份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不仅是总书记，更是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所以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全国留了96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包括五个中央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以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来算，96个不改正的只占总数的不到1%。退一步说，即使有意留下的1%算你中共搞对了，难道你就为了这不到1%的对，把另外的99.9%都错打吗？这不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吗？从1%扩大到99%，有这么扩大的吗？99.9%都错了，你还说没有错，天下有这等道理吗？！而且，反右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共产党给与他们的不应是什么改正，而应该是彻底的平反！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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