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一八惨案”中，执政的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反观1989年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至今却仍难以昭雪...
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群众对峙的情形（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请愿的学生，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读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就连续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死难者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全体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专制和乱象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本文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杨文、裴小敏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