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看中国特约记者李元翰等采访报导】在“十一”国殇日之际，《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导，记录了那场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刚出版的专著，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研究结论是4500万。而中共却一直掩盖它的罪恶和历史真相。
冯客教授(FrankDikotter)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9月29号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他指出，这场灾难的真正规模一直鲜为人知。
1958年到1962年期间，毛泽东发动了全国“大跃进”运动，树立“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超英赶美”，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刮共产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灾难。
今年初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中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是1000多万。
知名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表示，他做过这方面研究，非常怀疑这个1000万的数据。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共产党的历史里说是人口减少1000万，说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说法非常幼稚。三年里还出生了很多人，出生的人那么多，还减了1000万，那死了就不是1000万了，这个道理很清楚嘛。”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指出，1958年到1962年全国的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的父亲，就是在大饥荒中饿死的。还有报导这篇的新唐人记者李元翰的爷爷、奶奶也是在当时饿死的，临死前吃树皮草根、被絮里的棉花裹腹。
冯客教授在新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当时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共内部报告显示，当时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约6-8%死于酷刑或处决。
20多年前，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根据赵紫阳指示，曾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是死亡4500万人。
茅于轼：“绝对不是气候造成的，由于谎报、说假话，亩产可以达到什么几万斤，包括钱学森那篇文章，说真话的都把他们关起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取消了一家一户自己做饭的权力，都去吃大食堂；炼钢铁的时候，大家都去炼钢铁了，你说农民怎么会炼钢铁，那不是开玩笑嘛，但是把地里的粮食都烂在地里，没有往回收，所以这是造成饥荒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9月28号以两个版面发表了长篇报导《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四川达州的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当地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考察44天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为扭转政治被动局面，毛泽东继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又造成十年浩劫。
茅于轼：“共产党犯了一个空前的大错误，现在它不敢承认这个错误。其实这些错误也跟现在这些人没关系，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但现在这些人也还不敢批毛泽东。所以，你不总结过去，你怎么能避免将来啊。”
冯客教授指出，这段历史中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而是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人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
杨继绳认为，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大饥荒的祸根是中共集权制度，到现在基本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变。他指出，写《墓碑》这本书，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在当今中国，几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应该很难再发生，但在仍是中共高度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其他大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