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道•礼教是家人部族、国家之人群仿效天地的中庸之道。今天公司职员、政府官员岗位责任培训是职业道德培训。公民教育主要是建立法律制度下的公民政治伦理，可谓法为民纲。礼教以身份等级的礼遇教育阻止邪恶，分配人的职责等级以及称谓、坐次、言行等礼仪和待遇，可谓礼为君子之纲。“族道教”神人道术发明教化呈现“天地人和”礼教的礼仪，形成风俗后，防止“两性互相腐化”，以保持各自“特有的和主要的品质”。俄国共产党用暴力取消宗教习惯，导致革命后以公有方式强奸女人。中共通过红军暴政毁灭中国礼教，结婚谢党。中华民国到台湾，共和制的民主宪政下，家人为竞选互相争吵，饭桌上乐在礼中。大陆“三退”就可实现民主，却为“谁来民主”争个不停，无力终止中共作恶。
此文是我所写《儒家是“家道教”》、《从血战小商河看儒家礼教》等思考的综述。这里所说“家人”不是我杜撰，是《易经》“家人”卦的卦名，也是中国人常用的话语，诸如“这一家人”、“大家虽然不同姓，却跟一家人一样”等。礼教是关于儒家孔孟之道或名教的概括，人在家庭、社会和朝廷都要讲名份及相应的责任，即男男、女女，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君君、臣臣等，衍生出从炎黄而华夏再汉族的中庸之道:部族、氏族、国家成员，仿效天地之礼。
今天各国公司职员、官员职位制度中的岗位责任，还依稀可见礼教的遗迹。新员工进公司，培训岗位责任是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教人忠于职守。在欧洲，国家秩序是靠法律公民规范行为、宗教约束信徒人心来建立。公民教育相对简单，主要就是建立法律规定公民（自由个人）的政治行为，即公共事务中的活动规则，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公民政治伦理，可谓法为民纲。以法国近代孟德斯鸠的说法，礼教是“礼仪、法律、风俗、宗教”混合进行的文化教育，比公民教育复杂得多。
在中国，先是家政秩序在各地创建，在各州县或省市、乡镇，男男、女女，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责任分明、各尽其职，而后再推广到朝廷衙门，衍生出君君、臣臣（上司、下属、同僚）等各司其职的国家秩序。由家而国的培育这些责任，就是中国、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古代国家的礼教。礼教在克己尽职的家国生活中修道：仿效天的刚健精神自强不息，以大地柔顺胸怀厚德载物，以家和国为庙堂，尽人事而知天命，将周公以礼制确定的身份等级相配的称谓、坐次、言行等礼仪和待遇，以仁心施教而复兴，可谓礼为君子之纲。
由此可知，中国古书上所称呼的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被称为某“皇”、某“氏”，以及黄帝、颛顼、尧、舜、禹等被称为某“帝”的首脑，跟古代埃及的法老（国王）、巴比伦的女祭司（女神）等首脑以权力和法律治国不同，是修道守德，以功夫治族，对族人实行文明教化原始宗教的教主，可谓“族道教”。日本大和民族的“神道教”带着我国上古宗教的特点，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上古皇、氏、帝是在氏族、部落中修道的神人的旁证。烹饪、渔猎、八卦、草药、种麦、造车、养猪、养蚕、驯兽和布阵等，都是历史安排在中国黄土地的道术发明。
黄帝王道政治平天下，虽有战争，却是平定战乱安定联邦部族的心就可以了，并没有同时期西边印度、巴比伦、埃及等地区严酷的征服灭族实行奴隶制的战争。尧舜禹三帝禅让帝位，并非民主制度，可理解为修道心圆满，类似高僧闭关。希腊史诗中所说黄金时代特征，在中国五帝传说可明显见到，演变为“天地人和”的礼乐教化。颛顼帝制定女人给男人让路，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有讥嘲。我也曾经跟过风，后来发现是不懂“道德仁义礼”是族群社会最后的文明守卫。当修道守德的族长私心增长仁义情怀减弱，为阻止越位争斗，礼乐制度及教化就出现了，首先从男女角色礼让开始，逐渐推广到父子、兄弟、君臣等角色礼让。这些礼让在公民社会是强者的光环，在族群社会是等级秩序的纲纪：社会人的正道。
依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说法，可推论，“女给男让路”这种礼仪目的是防止“邪恶暴露”和“两性互相腐化”，以保持“他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品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19章评“中国人的礼仪”，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礼仪是不能毁灭的。中国的妇女和男人是绝对分开的。除此之外，中国人的礼仪，和他们的风俗一样，都是教育的内容。……一旦经严厉的教师用来当作箴规施教后，便成为固定的东西，像道德的原则一样，永远不能改变。”如果统治者要改变风俗和习惯，孟德斯鸠说：“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以免横暴。他指出“只要提倡别人的风俗和习惯就够了”，明确批评彼得大帝逼剪俄国人的胡子：“用暴力取消这些习惯，对他们是悲惨的。”这批评列宁听到了，却当作耳边风。
1917年列宁乘坐德国军人护送的专列在俄国参加“一战”的艰难时期，缺德邪恶地发动十月暴乱，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刚成立8个月的临时政府。在此前8个月里，俄罗斯只是改变了沙皇制度，私有制自由经济、东正教救赎文化、文学人道主义传统，都没有被触及，当时的克伦茨基政府依然执行着先前沙皇政府跟协约国签订的在东线配合作战的盟约。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把引进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强加给俄国人，以彼得大帝逼剪俄国人的胡子、服装之类恶法，逼俄国富人交出历史积累的土地、工厂、公司等，镇压前沙皇政府和东正教神职人员，强制推行文化和风俗革命，例如逼高尔基们放弃人道主义思想，15至25岁的女人必须接受性公有化：布尔什维克凭许可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女人。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法律是用来阻止犯罪，不能用来作恶。共产党除了俄国列宁、斯大林用法律作恶，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更厉害，把从古代到当时乡镇流氓调戏妇女的非礼作为，以“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移风易俗”的革命暴力把阿Q弄假成真，把毁灭中国礼教文明当成事业干，其乐无穷。在1930至1934年，婚姻法保护中共组织分配妇女给干部的特权，农村妇女在丈夫当红军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跟帮忙种田或给予帮助的相好性交。中央红军到陕北，刘志丹护卫当地历史承传的婚姻和男女关系，成为他被除掉的重要原因，此后高岗成为性混乱者。1950年后，党组织向革命光棍或有功之臣分配或重配婚姻成为时髦。中国人心怀共产党杀人凶恶的恐惧，结婚被迫改跪天地父母的传统变成谢党了。
中华民国到台湾在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威权保护下，共和政体和民族宪政下，政府扶助土地以买卖方式改革，办公司和做摊贩都守法进行，没有强行改变结婚男女之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以及组织分配婚姻和践踏性道德的社会运动，所以尽管台湾李敖敢骂政府，没人把他当好人，家人在竞选上互相指责，饭桌上依然主客、长幼有序地坐，喝酒必须先敬长辈，而后敬外来的客人，乐在礼中。
依照孟德斯鸠上述书中所说，中共红军在中华民国做政治盗匪22年，干的主要就是以暴政“推翻风俗和礼仪”而“推翻一切”，使人民“放纵邪恶”的坏事：以低工资逼女性进入社会跟男性争工作，男女互相腐化而丧失特质，两千多年家人礼教习俗培育的官民之间“爱的关系”和恩情逐渐丧失。关心政治的女人闯入社会和论坛参与争论，理性和情感夹缠不清。大陆今天只要“三退”就可实现自由民主，却在“谁来民主”的争吵中容让中共继续迫害、强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礼教被破坏后，以往以君子教养遏制了两千多年的“女子与小人”等传统视角下的邪恶事物，如洪水泛滥成灾。观点大同小异只因表述方式不同，都会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小人同而不和，无法形成终结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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