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着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着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为什么呢”?我追问著。
他踌躇了一下。
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他面孔显示得坦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共产党的诡计大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看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著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复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间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会杀掉。现在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我们约定两星期内在安国会面,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我计画协助他去重庆。我们谈话几近六小时他才离去。最少我也预先得到警告我将面临的事,我相信我这位共产党朋友在目前不会对我作出什么邪恶的事,虽然我也相信他没办法制止共产党在桥头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国而定。我已经给他保证。他知道我不会食言,同时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应协助我的话。但是我对他的相助能力并无信心。假如我老早晓得,像他这样一个投机者,虽然一度坠落并且那样软弱,而仍有崇高的信义感时,当时我也许感觉安适些。
后来他到了安国,他疏远我,不和教会发生关系,也摆脱了共产党,迳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忧虑;他会永远记住我对他的救命大恩,并且不把我和共产党往来的事露给日本人!我和他谈过话后,我已经晓得他将不计任何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惧的心情走向那座桥。常我骑著脚踏车走近桥边时,共产党守卫把我拦住。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守卫把车子向旁边用力一推,几乎使车子滚到河里。那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河里和路上往来的车辆船苹很多。来往赶集的人们川流不息。
那天天气很热,我在频频出汗。我穿着一件中式黑长袍,带著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梳洗用具,换洗内衣裤,我的肩袈裟,日课书和念珠串。那个推去车子的便衣厌恶地看着我。每当我从一个中国人面孔上看到这副表情时,我都感觉痛苦,因为这些年来,我已经把中国人看成自己人,在与外国战争中,我对他们的锺爱和怜护永不动摇减少,即使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在作著卖国的勾当,而内在的背叛较之外来的欺罔更坏,但我对中国人的感情仍然不变。
“脱下你的衣服来”!他向我狂吠著。
我对这命令颇为愤怒,起初想抵抗。但其他几个共产党已经一拥而上,将我的长衫剥下。第一个人把枪从右手递到左手,用右手将我的内衣裤撕下。
“脱下鞋子来”!他命令著说。
我蹴下鞋子,站在太阳光下,衣服和尊严被剥光。我的愤火中烧,但我祈祷著去控制。我看到驶船的人站在木划子上张目凝视,划子都沿河停下,撑竿从水面上飘起来。河面上的交通差不多自然停止了。第一个共产党──就是以厌恶轻蔑的眼光看我的那像伙──开始看我放在地上的包袱,那包袱已经被第二个共产党打开检查。他让他的伙伴去作检查工作,转过来对我作进一步的侮辱,精细地检查我的鼻孔、耳朵、口,以及全身有洞的地方。
当检查进行时,许多农民已经鱼贯到来。我还未注意到他们已慢慢地停下来,在我们后面的路上集聚了相当多的人群。那些人们都认得我,有些是我的教友,其他村民都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都喃喃地发出怨言。我不晓得将演变成什么结果。共党守卫已经把包袱检查完毕,第一个人把我手臂抓牢,同时把手枪扳机扳起。我晓得他无意枪毙我,但说不定他脑中的气恨程度会使他的手扳动枪机。这时候农民们行动了。他们冲上前来,愤怒地高叫守卫们释放我。他们的愤怒是不可制服的;现在他们的人数更聚多了,河里的船家也加入喊叫。守卫们踌躇了一会,把衣服和包袱丢给我,用手把我推开一边,扬长而去。当我尽快地穿着我的内衣裤,鞋子和长袍时,几个农人跑来围着我作起一个人的屏风,把我挡起。我收集起零星东西。拾回脚踏车,向农民道谢?给他们一个静默的祝福,然后走过桥梁驰回安国。
这一件事震动了我的内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身遭受到那自称改造新中国的野蛮力量的迫害。过去几年间,我曾听到无数共党恐怖政治的故事,也曾亲眼看到无数事实。暴行与屠杀,对我已经是病态地习以为常了。日本人占据安国,关起城门屠杀每一个男女小孩的恐怖行动,曾使我卧病数日,使我有多次恶梦,常在夜间满身盗汗地醒来手足战栗,神经震惊的痛苦情况,好像是针刺著脸的肌肉。日本人为了实现战胜中国的贪欲而屠杀中国人,日本军官又以机器似的效率鼓励兵士像杀人机器似地执行杀人工作。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本身利益而施用恐怖手段,他们并未使中国的敌人日本遭受多大损失和痛苦,反将暴行加诸自己国人身上,目的仅是要使他们追随一种理想──那理想之非中国化,正如其非人性一样。
(摘自《内在的人》第八章:第一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