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反腐“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越来越受到中央及全体民众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反腐问题时指出，要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财产和家属子女在国外定居和经商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逐步从申报到公开，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反对职务侵占。严禁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招投标活动，牟取私利，这要成为经济上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是温家宝总理两年里第三次公开提出官员财产申报。有人据此猜测，政改会不会以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作为突破口。笔者要说的是，没有这个可能。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突破口的议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最早曾经把干部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接着又把党政分开作为突破口，后来又有人陆续地提出，要把改革人大制度、把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把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开展党内民主、把实行言论自由公开等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这些突破口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也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原因何在？马克思的信徒们应该不会忘记马克思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今天，当我们的权力资本还有巨大的含金量，甚至含金量远不止300%的时候，如何去监督躲在暗处的权力，以及掌管大大小小权力的全国400多万党政干部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几千万近亲属和密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正要解决贪官问题，还得从源头抓起，解决权力过大问题，铲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才是正道。其他种种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中央强推98个中央部委的模糊笼统的“三公”（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国）消费支出公开，媒体多方呼吁，尚且不得满意结果，用什么能量能够推动全国几千万人的财产公开？
当作为“一国政治之鹄”的政府征税用税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时候，反腐败和政改，多只能是说说而已。据中央财大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万亿元，2011年前8个月同比增长30.9%。即使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了10万亿元。假定我国有13亿人口的话，相当于从每人每年身上收了7600多元（我国目前贫困人口标准线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如果算上政府实际还拥有的与财政预算收入不相上下的土地、国企、收费、罚款等收入（其中一部分根本无账可查），全国每个公民承担的税负可能高达15000元以上，想一想，全国人民有多少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了这个数。缴了这么多的税，又有多少人享受到了应该享受的医疗、养老、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服务？
有人算过一笔八九不离十的账：月收入1万元，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剩6200元如果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政府。而且你无权过问。即便如此，关于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观点，官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争论。不是高税率就一定会痛苦、低税率就一定会幸福。但正如有论者所言，我们交税是为了购买公共服务，要是花了空调的钱买了一个电风扇，还不许退换货，当然就会很痛苦。
当土地、矿山、石油等等基本资源都垄断在政府及国企手里，当大量的审批权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一个档就可以予取予夺、变成真金白银的时候，一任又一任任期有限的政府官员，有多少能够不急功近利？有多少能够洁身自好？曾有一位故乡的县委书记、腐败事发后跟他的狱友说：在这个道上，身不由己。相信这是许多“官场中人”的心声，我们不必埋首入沙，装着视而不见。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财产公有一定会造成监守自盗和公地悲剧）、权力不能私有。当财产私有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谈权力公有，几乎无异于缘木求鱼。当下，集体所有制下村民民主的乱象已经足以见证。
当一国之各级政府都能够大肆动用税收甚至大肆举债从事直接经济活动的时候，腐败不仅是必然的问题，而且是必然全方位导致通货膨胀、必然急剧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比如，14万亿元地方债几乎全部押宝在房屋和土地升值预期上，今天的我们又在为所谓的保障房继续开大地方政府融资的口子。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占GDP的主要成分，推高的物价至少当数以倍计。比如全国铁路系统2010年赢利不过1500万元，远不如其中一个大蛀虫贪污所得（还不算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利益输送），而当年需还债1500亿元。按这样的速度，一万年也还不完铁路投资债。每年财政收入仅50多万元的广东云浮都杨镇政府基建负债超过2亿元，不吃不喝不发一分钱工资，至少13代人400年才还得清。国有银行做冤大头不新鲜，新鲜的是60多名个体老板也成了“冤大头”。你当老板们都是慈善家啊？背后更有可能的一个逻辑是：他们出借给地方政府的钱，说不定早就通过承包工程一类赚回来了。方法就是大幅度“做高”造价。比如：100元的造价，报价500元，老板们垫资或出借50元，政府向银行借贷450元，如此这般，老板付出150元（造价+借款），赚回500元，毛利350元外加政府欠债50元。中国的物价为什么这么高，很多时候就在于行政机关主导经济。至于行政采购，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或者干脆本身是便宜的也要做成贵的。机关里的“机关”多得很。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资讯公开，不等于与虎谋皮吗？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一句话。大意：国家负债问题，要么是债务违约，要么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削减实际债务负担。其实还有一条路：多征税。总之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
当权力的源头被污染了，当权力的含金量太大、市场变现能力太强，这条河上所有的大鱼小虾都有可能被污染，而不是什么歪嘴和尚念错好经的问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