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张佑宇综合报导】近年，中国税负在国际上的排名名列前茅，而每一次榜单出来，都引起热烈反响。昨日，《人民日报》刊文否认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说法，福布斯方面则回应，衡量方法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程度主要取决于税收是否“还之于民”。有专家指，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挤占了民生支出。税负话题再次引发各界热议。
昨日（19日），《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同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
据《新京报》报导，19日当天下午，《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对《人民日报》文章逐条回应。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周健工强调，“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
《福布斯》认为，一般税率越高，纳税人越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没必要争论。而“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更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点，很有道理。周健工也认为，之所以该话题如此受关注，一是因为今年原本个税改革等话题就很火热，而深层原因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他也指出，眼下关键是要有一个透明的、程序化的、通过财税制度的方式来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方式。这在中国是欠缺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目前中国税负总体确实过重。他指出，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收入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财政收入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富民穷。“税收太高肯定是不对的，在初次分配中，国家拿得太多，这不合理。”马光远说。
《新京报》报导指，在美国，中高收入人群是纳税主要群体，而低收入家庭一般会得到政府的退税。2009年，美国有47%的家庭享受这一优惠。
让数据说话 反驳不如反思
《人民日报》刊文反驳“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引发争论。著名财经博客、专栏作者余丰慧撰文评论，中国到底税负高不高、被征税对象痛苦与否，专家与其反驳不如反思。以数据来说话可以看到：2007年我国累计完成税收收入49449亿元，增长31.4%；2008年全国税收超过5.4万亿元，同比增18.8%；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6.31万亿元，增长9.1％；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从中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危机的2008年和2009年税收增速低于20%以外，2007年、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都高于20%，既是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仍然高达18.8%。从绝对额来说，2007年全国税收只有接近5万亿元，而到今年全年可能达到10万亿元，短短5年时间增长两倍。除了金融危机时期的2009年以外，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都高于GDP增速20个百分点，2008年和2010年高于10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高于城乡居民扣除物价以后的收入增速2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和2010年高于10个百分点以上。同时，加上每年几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归财政和不归财政的每年几万亿元的各种收费，“中国内地的税负并不轻，痛苦指数居世界前列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文章中说，税负痛苦指数主要痛苦在普通百姓和中小企业身上。普通百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税收负担。2007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096.8亿元，增速高达29.8%；2008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722.19亿元，同比增长16.8%；2009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完成3944亿元，比上年增长5．9％；2010年个税收入4837亿同比增长22.5%；201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554.78亿元，同比增长35.4%。五年中除了2009年金融危机外，其余四年增长都在15%以上，今年上半年竟然高达35.4%。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徘徊在7-8%左右；二是百姓的间接负担。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但是，企业将税负最终转嫁到了最终商品成本里，普通消费者和百姓是企业高税负的最终间接承担者。物价持续走高，通胀难以回头，高税负是刚性推手之一，而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余丰慧认为，现在已到了大幅度实施减税降费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经济必将很快陷入滞胀泥潭。
税负痛苦指数的实质是公共服务性价比
财讯网文章“税负痛苦指数的实质是公共服务性价比”评论，福布斯的计算虽不够严谨，但其排行选用的标准是连续、一致的，既然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指标，那么中国的“痛苦”程度较高并非无稽之谈。
文章分析指，税负痛苦指数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仅仅比较国家之间的税负水平，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供应，意义不大。比如北欧的大政府在全球是出了名的，但北欧的公共服务和政府清廉程度也是出了名的。高税收高福利，再加有民意的支持，因此这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之所以许多人相信福布斯的税负排行，就在于能感受到公共服务提供不够。例如以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例，我国2009年的数值为17.46%，这个数值与发达国家相关数值接近，但反观我国的公共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服务，却未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也较高。
文章最后指出，民众对税负痛苦有认同感，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感知，民众认为政府增税行为往往多于减税，而公共服务的相关投入，又落后于许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这才是“痛苦”的根源所在。
专家：当前最严重问题之一，是财政支出过多用于政府行政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则认为，虽然《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有不科学因素，没有考虑到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别，但它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法定税负的指数仍是比较合理的。
施正文昨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甚至是三公消费，挤占了民生的支出。从纳税人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来看，中国的税负“痛感”确实是很高的。
他并指，由于这两年财税收入增长很快，业内比较认可的数字是目前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5%左右。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
《第一财经日报》报导说，专家多表示，收税的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财政的支出应该更多地倾向民生，从而提升纳税人享受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