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的“反右”斗争，我打从心底感到憎恶，憎恶那种对人性尊严的野蛮践踏、对生命的残酷毁灭。“反右”的时侯我还没有上学，对这个运动缺少亲身的经历和直接的印象，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的。“章罗联盟”可是那时就听说过，也知道章罗为头号“右派分子”，是那个历史事件的符号，却不详知他们曾贵为“新中国”的部长，还和共产党的高官一样也有房子、车子、公务员的待遇。原以为他们只是知名“民主人士”，不过在政协、人大挂名副职。然而，在成为中国头号右派之后，章伯钧居然还享有相当高的待遇，几乎就更是一个谜了。说是“从宽处理”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共襄国是那不是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吗？而且作为头号“右派”断无从宽的道理；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论功行赏吗？曾为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共产党给他水利部长、甚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官做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起义让共产党得以“和平解放”北平，功在党国，那么章伯钧呢？这个“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功从何来？我一向孤陋寡闻。
“民主人士”不是一个通常的词汇，而是共产党所有的一个专属名词，特指那些1949年以前与共产党合作的党外人士，有被它称为“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也有无党派知名人士。这里的“民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特殊“民主”，用以概括这些“民主人士”的共同特征：反蒋拥共，不仅反蒋，还要用“拥护共产党”的方式反蒋。1949年之后，这个名词在大陆沿用下来，泛指那些追随共产党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历经国共两朝，在“新中国”因为合作有功而得其所，一时间也是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五七年共产党“反右”，转眼成为阶下囚，“民主人士”成了“另类”的代名词。章诒和女士以她的个人感受让读者了解“民主人士”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
对于“民主人士”挨整一向心怀同情，以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又心怀崇敬，觉得他们纵遭不幸也可歌可泣。自由主义者之可佩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民主人士”是被共产党抬举起来的，他们之不独立是显然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得了共产党一顿丰盛的午餐而后又被整肃了呢？
“民主人士”中，除了少数无党派人士外，大都集结在“民主党派”旗下，而“民主党派”又是一个共产党的专有名词。通常一个民主社会里的政党，可左、可右、可激进、可保守，只有合法非法之分，并无“民主”、“反动”之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党派”，其基本特征是与共产党合作，在双方合作取得政权之后，“合作”则限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指定了八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民建（民主建国会）、民进（民主促进会）、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盟，它们都是抗战胜利内战开始的时候成立的，“民盟”较早，它的前身“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于1941年。
1939年10月，国民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的秘密会议上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与无党派人士组成，故有三党三派之称，章伯钧为五人常委之一、兼任组织部长，罗隆基主持宣传。1941年11月16日“民主政团同盟”对外公开，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说到“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不能不提到罗隆基国民参政员身份问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一个民意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做“国民参政会”，吸收社会贤达包括共产党人士参加。傅斯年1937年10月11日致胡适信中提到国民参政会，“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注1)罗隆基是否曾为参议员呢？有说罗隆基确曾为参议员，后遭除名。据青年党员元老左舜生先生，“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1941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不久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进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当然只好退出”(注2)。另一青年党元老李璜回忆罗隆基的文章中也谈到这段历史(注3)，他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自反共清党后，太骄谩了，不知网罗人才。”政府“不借重党外人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
“民盟”与共产党一向联系密切，配合默契。1948年4月30日共产党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公开致电，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中央执委会、中共中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召开新政协。5月4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即联名通电热烈响应，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有十条，第二条宣告，“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民盟”已成共产党的胁从，与其共同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这是“五一口号”之四。所谓“独立的”第三党已是欺人之谈，共产党不在乎，“民盟”自己不介意。据说中共对八个民主党派的排名顺序是依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而定，从毛泽东公开致电到“民主党派”的排序，足见“民盟”及其实际领导人章伯钧彼时在共产党那里的地位。
“民盟”不曾是一个中间的、独立的政治党派。“民盟”大佬也不避谈他们同共产党的合作：罗隆基的遗稿谈到“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战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章诒和的回忆也谈到父亲章伯钧“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民盟”和共产党的无间合作与联合行动也是史实俱在。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之际，“民盟”三党之中的青年、国社两党出席国民大会、脱离“民盟”，留下来与共产党同进退的有第三党和后来入盟的救国会；前者从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后者人称“共产党外围”。哪里有过独立与中立的“民盟”？
谈到章伯钧与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的作用，在“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中章诒和描述，“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胡愈之—─“民盟”领导层的共产党员—─明言，“民盟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章罗”，否则，“民盟就会垮掉”，所以他对别人可以发脾气，就是不对章罗。足见共产党对“民盟”的重视。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有共产党、国民党、民盟和青年党四个党派，38个席位，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盟9席、青年党5席、党外人士9席。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民盟”对于共产党已不可或缺；这一切，抗战伊始共产党就开始布置了。两年之后，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亮明拥共的政治底牌：反蒋、反美、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
共产党的“民主党派”首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创党元老宋庆龄、何香凝早在1927年就决裂出国民党，宋称“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何誓言“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民主建国会”（“民建”）创建人黄炎培早在1941年即参与创建“民盟”，1945年撤出，自立民主建国会。1945年他与另外五名社会贤达应邀访问延安，访归后著《延安归来》一面倒地给共产党唱赞歌，“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延安一行“如坐春风中”，据说黄还是“民主人士”中喊出“毛主席万岁”的第一人。又如率领有“共产党外围”之称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后入“民盟”的沈钧儒，在“民盟”被取缔而宣布解散停止活动三个月之后，于1948年1月在香港与章伯钧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民盟由“中立”转向同共产党合作，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推翻蒋介石政权，通电全国，响应共产党号召，发起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
概观共产党那里榜上有名的“民主党派”，“民主”不是重要的，“反蒋”不是足够的，“拥共”才是必须的，而且所有封官受赏的“民主人士”都是资深拥共而且贡献卓著。靠著共产党，这些人在封闭的大陆社会筑起自己的名声，人们以为他们一直是清白超然的。
注1:梁锡华：《胡适秘藏书信选》（上），页156，1990，风云时代出版社，台湾
注2:左舜生：“我所见国共最后破裂的一幕”（http://xunshan.blshe.com/post/5906/522960），摘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1950，香港自由出版社
注3: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见谢泳：“罗隆基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