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晚清最后十年，慈禧基本上没有顽固阻扰过改革，甚至可以说，只要可以救朝廷，她是绝对支持改革的。但当革命与改良互为动力，同时消长,改良之迟缓激发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动改革，已然注定改革只能救国，而永远救不了朝廷。
这种无能为力，慈禧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对此，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颇有感受。从1907年春起，张謇先后四次进宫入对。召见时，慈禧每每“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一次，张謇谈到海外留学生对国内腐败政治不满，纷纷趋向革命，后果不堪设想时，不禁失声痛哭，老太后也因百感交集随之而哭。从自强运动开始，晚清的历史欠账太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朝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主张先在中国大陆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革命，坚决反对直接革命。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大陆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梁启超还曾指责革命党欲革富人之命，是搞“阶级斗争”，认为这会摧毁中产阶级，破坏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前提。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也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大陆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大陆”，因为孙氏认为，中国大陆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戴季陶认为，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是“盲从共产革命”。戴季陶思索几年来走过的政治路程，前途难卜，充满迷茫，似乎只有脱离尘世才能找到解脱，那个夜晚，戴季陶纵身跳入了江水之中。跳入江中的戴季陶被一位乡民救起，经历过这一生死大劫，戴季陶的内心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却来得有些太过突然。他开始检讨自己所犯的两大罪过，一曰，辛亥革命办《民权报》时，“过于鼓吹杀伐的言论”；二曰，新闻化运动时期“胡适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他甚至在《八觉》中说，主办《星期评论》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大陆共产党初期筹划，“这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甚至诋毁共产党人“是一群野兽，真要把中国大陆民族仅存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优美德性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至此，他已经不再犹豫徘徊，而是公开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开始构建其反共理论……
戴季陶在这一系列学说中，多次强调国民党的唯一性，他认为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采用的寄生政策，他说共产党“为时代不需要”、“国民不需要”，更说那些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是“盲从共产革命”……
内战中国大陆民党一败涂地，临近崩溃边缘。三大战役后，大批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有人劝戴季陶，他却严词拒绝：“不必去”。危难之际，让他魂牵梦绕的，似乎只有故乡的那片土地，他让儿子替他准备去成都的飞机，然而飞机却因为天气原因无法起飞。
1949年2月11日夜，广州寓所中的戴季陶满脸愁云，他绕着屋内行走多时，终于抓起了一把安眠药，吞入口中。第二天上午日已高照，但戴季陶还未起身，左右大着胆子叫他却得不到回音，走到床前，却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多时。
作为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将俄国模式作为“救国”唯一手段，全盘认同，不容任何质疑。他将“阶级斗争”作为“优胜劣败”的信仰来接受，因此其社会主义观浸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底色；陈独秀强调唯意志论的“英雄史观”，据此构建了“强权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观。但陈独秀终于还是爆发了，他最先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不一的政策：“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他反应最激烈的，是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原是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的，十月革命后，苏俄则一直把持铁路主权。陈独秀认为张学良此举维护了国家利益，但共产国际却对此指示各国要“保卫苏联”，反对军阀接管。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将苏联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陈独秀却以公开信称，不应将“拥护中国大陆”的口号和“拥护苏联”对立起来，而不顾及民族利益。这一做法被共产国际上纲上线为“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这样的批评一直持续到他被开除党籍，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说：“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的社会制度，是“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是要“互助、互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
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的张东荪，反对在中国搞苏俄式的激进主义。在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之前的1919年1月1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还发表了另一反映其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世界共同之一问题》，许多年以后，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张氏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传播的“罪证”。但事实上，张氏在文章中所反对的，不过是苏俄的“过激主义”。在张氏看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是一种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在俄国实行，但却不适合中国大陆，因为中国缺乏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旦传人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勉强实行，将会贻害无穷。张氏说：“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文章的最后，张氏预言：“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大陆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大陆科学院宿舍中自杀。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时已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
也许是文革的残酷太过刻骨铭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7.1”讲话中就强调两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应对曾经犯过的“文革”和“左倾”错误“牢牢记取”教训。
7月30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主持会议的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以《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为题，做会前发言。茅于轼表示，现在不大会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中央高层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茅于轼指出，违反基本道德的共产制度要被唾弃，人权、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都放弃了。我们相信的，应该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宪法里面原来没有多种所有制、人权、法制，现在都有了，而这些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阵营导致上亿人因屠杀、饥饿、被迫害死亡，造成了全世界的灾祸。茅于轼说，“现在这个政权靠假话来维持，说好多假话维持这个政权。你要一说真话，那共产主义就得放弃。”
今年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最近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独裁者卡扎菲也被推翻，两件事在内地媒体网上都有热烈讨论，中共党建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钉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文《苏共亡党20年祭》的一个分题，可以作为上述讨论的结论：“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对于苏共这个老大哥的顷刻垮台，20年来中共一直在研究原因，军备竞赛拖垮经济，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颠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改革政策等等，以前都被认为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以黄苇钉为代表的一派官方学者，则一直认为，民主缺失、个人专断、被人民抛弃，才是苏共的致命伤。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136次提到“人民”，最近，官方喉舌将“以人为本”的执政演绎出“人民至上”的口号来看，高层至少部分认同了黄苇钉一派的观点。
在利比亚问题上，卡扎菲的下场再度显示民心向背的重要，内地网民对他面对北约轰炸，诉诸民族主义仍不得自保的评价是，“平时鱼肉百姓，战时还奢望利用百姓，很傻很天真”，“在这种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连民族主义都失去了作用，该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
中国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前倨后恭态度一度令外交显得被动，现在这一幕有可能又会在叙利亚重演，就在欧美各国加强对叙国政府施压之际，中国新大使张迅8月28日却向叙国总统巴沙尔呈递了国书，显示北京虽在内政上认识到“人民至上”的重要性，但在外交上仍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8月27日一百多位体制内改革派精英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指出，30年前，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但30年后的今天，党内思想受到禁锢，党内民主严重倒退。据香港媒体报道，这次座谈会由《胡耀邦研究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南方周末》联合主办，围绕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展开讨论，40多位各界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会上指出，30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底线不能突破。他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胡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胡德平说，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胡德平质问，现在有些人谋权求官，到了雇凶杀人的地步，“难道不是执政党的问题？”张爱萍将军之子张胜发言说，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陈有西律师指出，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公权力撒谎恶化国民道德。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有违法治；二是中国国情论，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前《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强调，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发言说，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指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据传系中共第五代智囊的张木生在会上说，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提到，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往外跑。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说，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发言说，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则说，改革早已停滞，国家没有前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指出，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
外界评论，这次会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突破“一党专制”的框框。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指出，“他们这次会议强调这个东西，强调维护党、改善党，而不是说要改变这个一党制，说明了这个会议的保守性。它还是反映了不敢讲话，还是有框框。”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面临的还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言论自由问题，也就是说，一党专制的这个框架，无论在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必须首先要触动。
此时此刻，令人特别怀念埋葬台湾党权世袭的伟人——台湾总统蒋经国。
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更不是搞得举国若狂、民不聊生的祸害。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
1970年蒋经国上台时，台湾人均产值300美元，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人均6000美元。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人均300美元，到2007年人均才2000美元。在蒋经国离世一二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蒋经国则是台湾党权世袭的终结者，是台湾民主政治奠基人。
1984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在他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的实际行动。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1988年1月13日，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公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台湾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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