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评论文章表示，2011年正变成全球愤怒之年，在全球范围内有众多国家爆发各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或民众起义活动，唯有美国例外。
文章认为，对执政阶层的财富规模与腐败程度的愤怒，引发了各国的抗议运动；所有这些动荡与“全球化”息息相关。
2011年全球愤怒
文章写道，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为全年定下了基调：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后，如今，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被赶下了台，而叙利亚也爆发了抗暴。
另外，一些形式较为温和的民变正席卷全球。在中国，一起工厂事故和高铁撞车事故引发了公开示威与在线抗议活动。在印度，数千名示威者出现在全国各地街头，支持社会活动家与绝食抗议者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让印度政府被迫同意出台新的反腐措施。在欧洲，雅典爆发了政治骚乱，马德里出现了静坐示威，伦敦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在智利，过去两个月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与工会游行，要求加大社会支出。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主要街道上满是抗议生活成本高昂的民众。
文章认为，2011年的许多民变，都是感觉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好处、并对腐败感到愤慨的普通民众，对全球联系紧密的精英阶层的反抗。
对执政阶层的财富规模与腐败程度的愤怒，引发了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活动。对于腐败现象与官员犯罪的指控，是中国和印度公众抗议活动的主因。而对年轻人缺乏机会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不断下滑的不满，则是西班牙、希腊、以色列与智利示威活动的共同主题。
各国动荡与“全球化”息息相关
文章认为，所有这些动荡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同时创造了一个压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还培育了一个全球沟通网络，从而使得反抗的想法与活动图像在全球快速传播。
1968年，世界各地就出现了学生抗议运动。1989年，不仅柏林墙被推倒，中国也爆发了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文章表示，2011年或许将与1968、1989年一道，被列为全球起义之年。
独美国例外
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美国。美国同样显示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面临威胁，以及民众对于政治与商业精英阶层的愤怒。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愤怒——不管是左派的还是茶党(TeaParty)右派的——都通过媒体或选票、而不是通过街头混乱而得到了表达。
文章认为，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向来更强调个人主义、轻视平均主义。在美国，尽管成功人士会获得巨额回报，但人们同样相信作恶者将受到惩罚。美国高管被迫“游街示众(perp walk)”、总统们因性犯罪遭弹劾的情形传递了一个讯息，即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且腐败将不会被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