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些能人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内，最近作出预测，美国和西方世界将会经历类似日本的通货紧缩，他们因此督促美联储实行又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所谓“QE3”，来帮助西方经济躲避又一次经济寒冬，美联储上一次会议并没有遵从他们的建议，但还是为“紧缩论者”采取了一点安抚措施，那就是承诺不会撤出上一轮QE资金。
而在世界的另一极，通货膨胀正在席卷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两位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已经超过了5%。中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字是3%多一点，但是普通中国民众感受到的通胀率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热度在房地产行业获得了最集中的体现。在孟买，价值百万美元的住宅，俯瞰的也只是贫民窟的全貌。在香港，房价已经接近1997年的最高点，而经济却几乎没有增长。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居高不下，即使是腰缠万贯的香港银行家，付了本港15%的税之后，要购买两地的房产也颇感吃力。而莫斯科总是能在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昂的城市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整个新兴经济市场一片红红火火。
东方的通胀的“火”会把西方的通缩的“冰”变成一团糟，而引火的燃料恰恰来自于西方应对通货紧缩的那些刺激政策。
经济刺激政策曾被认为是应对经济低迷的万灵药。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下，这类举措最理想的状况下也收效不大，而对西方目前的病症而言，更是大错特错。在当今时代，跨国公司推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两者占到了全球GDP的一半。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基地，然后把产品转运到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这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脱节。所以说，当一国政府引入刺激政策的时候，最初阶段的需求上升并不会带来当地产品供给的对应增长。更重要的是，如果跨国公司决定到他国投资，那么这些政策就不会促成就业上升，以保证需求在刺激政策之后需求增长能够持续。
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是哪国政府推行的经济刺激政策，都会更多地影响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在西方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为全球经济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不管这些钱是通过扩大政府收支规模还是增加赤字，最终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吸收到了过多的流动性，导致这半边世界火热一团。
游戏该如何收场呢？西方世界的理想结果是，在通货膨胀波及到西方之前，各新兴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已经升高到足够的程度，足以促使跨国公司在西方国家投资办厂，创造就业。我对此完全不抱希望。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10倍。而且新兴国家有发达国家5倍的人口规模。
另外一个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从新兴经济体蔓延到西方。最直接的渠道可能就是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这相当于向西方国家收税，来补贴完成生产过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最讽刺的是：西方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出台，马上就会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这也是全球化最神奇的地方。
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将与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步。中国的名义GDP正以每年20%的速度上升。随着用工荒的加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有可能会超过GDP增速。
最后，西方的产业工人也会为了弥补当前和将来的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而要求提高工资。也许有人会说，高失业率会确保工资水平难以提升。我想请这些人好好回想一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就经历了物价—工资交替上升的恶性循环，尽管同期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因为工人们读懂了美联储的意图：“增长才是第一位的，鬼才关心通货膨胀！”
到2012年，美联储就再也难以找到理由拒绝提高利率。那时，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会积累得十分可怕。随着地产泡沫破裂，到时的紧缩政策将会导致一次全球经济危机。
真正危及西方的，是竞争力的下降，全球化把全球的普通人拉到了同一个竞技场。其中可以有中国的小王、印度的甘地，他们要去对阵美国的史密斯或者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像通用电气或者西门子这样的公司可以决定雇佣谁。王和甘地没有财产，但是工作很有效率，他们愿意接受低廉的工资去积累财富。而那些史密斯和冈萨雷斯是有产阶层，他们不可能接受亚洲的工资水平。当他们的政府拿钱鼓励他们消费的时候，他们的需求只会导致王和甘地越来越富裕，他们自己越来越贫穷，他们的国家也日渐债台高筑。西方国家必须等到王和甘地们富起来，开始要求西方的工资标准，并且像史密斯和冈萨雷斯一样消费。这对西方世界而言，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等待过程。不幸的是，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