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部份详细的研究，是关于共产党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与的蓝图，用各种邪恶手段，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中的贫苦阶级，集中在上海、汉口、太原、渖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里，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在农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级斗争。这是共产党藉辞攫取人民财产或杀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顺从，不合作，或被认为是无用的分子。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按照计画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组织里的基干，从此点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攻击其他阶级的方法是依照共产党的一项理论：财富仅能由劳力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到的财产必须由党方用武力收回。财产之攫回必须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使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用“偿还旧债”的方法，共产党找到一个抢掠富人的最好借口。每一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真正的坏事或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苦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
第二项和第三项办法有极相似处。因为共产党非常讲求表面的公平与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适当面目”。这两种方法的区分，表现出共产党心理的无微不至，经常策谋把实际情形隐藏在伪造形式的背后。阶级斗争的手段。仅用来对付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分子。共产党利用“公审”或“人民公审”打垮中立者和反对派。以期使他们变成党里的有用分子。在推行这一方法时，共党对他们加以监视、调查、刺探，并指使旁人对他们加以刺探，只在对他们的家世、背景、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获取充份情报。常情报搜集齐备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方法对这些被牺牲者进行工作──说服、恫吓，公开攻讦及污。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目的只在使他变成共产党。共产党屈服一个人所用的方法，犹如训练一集狗似的用尽耐心。他们无情的效率令人战栗。
经过这一阶段而赢到驯顺与服从时，被牺牲者便可幸免一死而开始为共产党驰驱。但共产党还对他监视态度。实际上他们将是水远监视他的。反之，无法转变成共产党的人们便会遭受诛戮，外国人则被驱逐出境，最后并被驱逐出国。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有危险性时，不仅把他杀掉并且屠灭他的全家。这些及是共产党的逻辑，说起来很简单：对共产党没用的人都须除掉。
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不动产的没收──房屋农场、教堂、房产或土地。第二阶段即所谓“新调查”，进而攫取在第一阶段中所未曾掠取的东西──私人财物、衣服、床、家俱等。经过“新调查”没收财产后仍未能使被牺牲者接受共产主义时，“调查员”便进行第三步阶段──清算。在这个阶段里，共产党不但详查个人的账目，并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们能找到可以加诸罪名的某种事件为止，那样他们便能冠冕堂皇地压榨出其他的财物。
共产党在执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谬尺度，可由几个法国传教士的经验中说明。他们的优厚财产，曾遭到共产党的觊觎。他们指摘这些教士对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会的负责人问。
“义和团时代被你们雇用的中国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问。
“不错”，调查员答道。
教会负责人抗议这种荒诞不经的罪状，但毫无用处。共产党把教会的房地、印刷机、医院和一切东西都一并没收了。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产党，控诉一位匈牙利主教在义和团时期曾经偷过一头驴。事实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来中国，但这点辩护并不生效。控告与辩诉无限地拖延下去，债务的计算也无限地加下去。当共产党将所称被偷的驴子的账单列出后，数目庞大得吓人。教会的全部财产约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医院、学校、房产、修道院──还不足偿还这头驴价。共产党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他们把有争执的财产订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例如这头驴订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变成庞大的数字。本利总和总超过他们所要夺取的财产的价值。
有时候他们替“人民”争取法律赔偿的是一苹鸡。开始计算时是后低的一苹鸡价，然后加起若干年间这苹鸡可能生出的蛋钱，和蛋变成鸡后的鸡钱；如此，鸡生蛋，蛋生鸡，累积下去，真弄得人头晕脑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事变，是他们怪诞的财务计算的最好出发点。共产党利用义和团反对外人的事件作宣传。他们告诉人民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中国人，他们曾企图使中国免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他们是被外国人使用武力和邪恶手段所击败的，因此所有教会，外国人，以及和外国人来往的中国人，都犯有压迫中国人的罪名。
共产党所以要选择中国历史上这一阶段作为他们算清账的开始点的另一点原因，是由于有些目前在世的人还能讲述义和团的经验，他们曾经陷身于北京城内，目击战争情形，并尝到战后的悲惨滋味。共产党喜欢指称，义和团之被外国人击败，乃是一项“不正义”行动，是“外国帝国主义”邪恶罪行的另一例证。我曾一再看到共产党荒唐无理地企图维持虚伪外表，而坚称他们是在和“不正义”搏斗。他们在搜求若干年前受虐待、欺骗、压迫的“见证”人时，须受时间的限制，他们不能把时间追溯到太远，因为那样便无法找出在世的“见证人”。二十世纪刚开始的义和团事件，变成了他们的金矿；他们尽量搜掘，直到最后的一层矿苗，而无稽的谎言也就无限地推展。
（摘自《内在的敌人》，第七章：共党深深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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