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中国有两大难题：一是难在揭示事实真相；二是难在给出合理解释。以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为例，现在回过头来看，其间种种，无不令人觉得荒谬绝伦。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包括中共各级干部，也包括作为过来人的民众，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行动？正因为当年发生的事匪夷所思，尤其是有关大饥荒的许多资料被蓄意销毁，所剩数据残缺不全，就更需要有人对这些有限的数据给出合理解释。
“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有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为证：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万斤粮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其实，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数成年人并不认为那是错的。“文革”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中，有不少是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大饥荒的称呼）的批评，有人讲“困难时期”他见到过饿死人。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些是真话，但仍然把这些话视为“三反言论”，认为说话的人“思想反动”，“思想落后”。那个时代让人回想起来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明知某句话是谎言，但不认为它错；明知某句话说的是事实，但却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说假话，“上面”也对“下面”说假话，但上下两方都不觉得自己被欺骗，彼此都明白对方在说假话，但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说了真话，也明知人家说的是真话，说假话的人不但不惭愧，反而去责怪说真话的人，似乎说真话是错的，而讲假话反倒是对的。
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On Bullshit，畅销一时。bullshit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G•法兰克福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毛泽东提出“两本帐”的用意，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泽东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泽东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就这样，引出一轮又一轮吹牛皮竞赛。
尽管在吹牛皮竞赛中，人们仍然是在讲指针、讲数字，但语言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人们本来还在乎指标有无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还在乎（数字的）真假，一旦定指标变成了吹牛皮竞赛，真假就变得不重要了。这与一般的撒谎不同。提出高指标的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不是真实的，但他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实事求是地提出生产指标，而是借此表达自己对“大跃进”的积极态度和无比决心。听话者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所以他也不认为对方在撒谎欺骗。他只是深感对方忠心可嘉，所以要对说话者予以表彰。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如此便造成了上文提到的那种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都在豪情满怀、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但双方都不认为彼此在互相欺骗。这时谁要是说真话把指标定得低，反而会受到一致的谴责，说他“右倾保守”。不计较话的真假，只是计较说话者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政治氛围。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节，各地争相“放卫星”，吹牛皮更上层楼。如果说，定高指标还只是空口说大话，那么“放卫星”就是明显的集体造假了。1958年7月，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首先放出一颗早稻亩产3725斤的“卫星”，登上了《四川日报》。邻近的“和平社”不服气，干部连夜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和平社”的干部说，“红光”的3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未必假不来。接下来便是一场你追我赶、龙争虎斗，一直到放出亩产10万斤的“特大卫星”。
当时就没有干部敢站出来讲真话么？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说真话的声音压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就不断打击说真话的声音。李井泉本人也不真的相信有万斤田，但对李井泉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对一位质疑万斤田的温江地委干部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旁边另一位温江地委干部吓坏了，赶忙问李井泉，我们地委需不需要作检讨。李井泉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
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讲得更明白些。他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毛泽东这话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张“放卫星”不必问真假的意思却跃然纸上。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李井泉们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这本来是纯粹的事实问题。然而执政者却把它变成对“大跃进”、对共产党领导是否信任的政治立场问题。产量报得越高，越证明你拥护“大跃进”、拥护共产党；哪怕数字虚假，起码政治态度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报低了，那就是否定“大跃进”、否定党的领导，政治立场便大有问题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是否真实，而只在乎忠不忠。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浸染久了，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判断，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是革命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是反动的荒唐局面。
更糟糕的是，浮夸蔚然成风后，连说假话者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假话了。当时毛泽东曾在中央的会议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然而，持之以恒地说假话，最后终究会把说假话者自己也给折腾糊涂。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从浮夸的数字中是得不出真实判断的，谁也不知道别人的浮夸造假程度到底是多大，当然就无法了解事实上“大跃进”前两年的真实收获数字。据介绍，食品短缺是从1958年12月开始的，政治局起初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虽然对丰收的数字怀有疑虑，但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实情了；等到后来他们知道实情后大吃一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上报公布的数字，也不是低10%，而是少90%！
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按理说，在没饭吃和饿死人的问题上，当局最没有理由封锁消息说假话。确实，人面对事实的态度具有某种倾向性，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宣扬夸张，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掩饰否认。但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一党垄断权力、垄断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会被推向极端，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真话假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大跃进”还是否定“大跃进”，而这种肯定与否定又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形象与威望，因而特别敏感。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责？”。这两个问题很有“中国特色”，至今不少人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或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仍然不是别人讲的是否符合事实，而是讲出这些事实是否影响国家和党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为党国歌功颂德，哪怕是撒谎吹牛也值得嘉许，起码是可以原谅的；反过来，如果你是揭露缺点错误，哪怕你说的是100%的事实，你还是难脱损害“中国形象”、给“党与中华民族”抹黑的嫌疑。在这里，“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谓“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观。上面那两问表明一点：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实远为重要；作为党员，有责任替党国的罪错涂脂抹粉，违者便有“反共反华”之嫌疑。问题是，靠假话谎言来维持的“形象”能持久吗，“党和国家”舍此别无改善形象的途径了？这是个在中国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
人类社会总会有一些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办法谋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运河，不惜人力物力，强迫人民服苦役，最后总算完成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完成的宏伟工程。可是，毛泽东与这两位皇帝不同，他发动的“大跃进”不过是经济狂想，因此收获的也是苦果，毫无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泽东为各省定出高指标，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人民多劳动，从而实现高产出。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大跃进”期间，国人投入的劳力之多、消耗的资源之巨实在骇人听闻，但取得的建设成就却少得可怜，更多的后果是破坏，非但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反而导致严重的减产。
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之后，“大跃进”反而成了“大跃退”，大建设反而成了大破坏。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后果？用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瞎指挥”与“强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节，全体青壮男劳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致使成熟的庄稼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过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气，秧苗都给闷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减产？不少人事后总结教训说，不能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靠“大轰大嗡”来搞经济搞生产。这话说得也不错但还讲得不够清楚。在“大跃进”期间，流行一种特殊的竞争，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是这种特殊的竞争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根本弊端，由于人们付出的劳动和个人收益没有相关性，劳动者缺少努力劳动的诱因。为了让人努力干活，共产制度就采取了两种办法。第一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管制，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包括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人进行惩罚。这种办法在“大跃进”期间被大量采用，对劳动者常常如同对待奴隶。但是，20世纪的劳动者毕竟不是奴隶，因此强迫手段总有它的可应用限度，所以第二，共产制度还要靠其它办法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便应运而生。
这种竞赛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不是给努力工作的人物质刺激，而是利用人的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劳动变得像体育竞赛。乍一看去，在生产劳动中引入竞赛机制并无不妥，偶一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问题是，如果把生产劳动搞得如同体育竞赛，那就会造成极大的弊端。必须看到，生产劳动和体育竞赛毕竟不是一回事。体育竞赛不只是为了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它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体育竞赛中，人们通过对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借助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慨。体育竞赛本身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产劳动却不然，生产劳动只是为了制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生产劳动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体育竞赛本来就是给人看的，如果它让人们看得兴奋，看得激动，赏心悦目，那就是它的成功。为达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须的，值得的。但生产劳动的目的并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大跃进”中的劳动竞赛只是一味地营造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宏伟场面，大家争相为营造这样的场面而你追我赶，既不计成本，也不管收益。这就有可能比奴隶劳动还糟糕。因为奴隶主迫使奴隶劳动，图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那样不计后果地图热闹好看。
“大跃进”，动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在各行各业大力推行劳动竞赛，谁干劲越大越积极，谁就受到表彰，戴红花、上红榜，评先进、评模范，登报纸、上广播、发照片，风光一时；谁干劲不大、积极性不高，谁就挨批评、受羞辱，说他是落后分子，“插白旗”，连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后分子”还要受处罚。于是，很多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就带领或强迫大家在“比干劲”上竞争起来︰你那里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这里就白天干完了晚上接着干、挑灯夜战；你那里奋战3昼夜，我这里就奋战5昼夜7昼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树去炼钢，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为止。有的县委负责人晚上站在山顶上看各个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于是干劲本身成了竞争的目的与评价的标准，而经济效益和最终成果则被置之脑后，以至于被牺牲被舍弃。当亿万人民被鼓动、被强迫从事这种不计成本、不管收益的干劲比赛，“大跃进”自身就变成“大跃退”，大建设也就演变成大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