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对三门峡工程的正确主张。（网络图片）
（一）
黄万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二）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呢?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三）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黄万里1957年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梗概
小说以一首题为“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的词开头：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艳，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甄无忌兴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点评起自己身边的当红学者来：“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参阅《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所刊党治国、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读书》2002年第8期曾昭奋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关黄万里、黄顺兴的水利系列深度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