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塔永宁寺塔塔基
永宁寺塔塔基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引子
白马寺东数里，310国道与陇海铁路交会处，向北看，阊阖门遗址恢弘壮观，向南看，永宁寺塔塔基沧桑满目，两者相距仅一里。就这一里的空间，公路、铁路争相闯过，仿佛不经意，又仿佛很刻意。
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所在。
南北朝时期，佛教登峰造极。在数以万计的寺院中，永宁寺登峰造极。
该寺是北魏皇家寺院，那个时代最宏伟豪华的“僧伽蓝摩”。这所伽蓝已足称传奇，最传奇的则是寺中木塔——永宁寺塔。
如今知道永宁寺塔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无不深感震撼。这座木塔高达一百三四十米，相当于四十多层楼。这样的高度，不仅空前，而且其后1500多年也没有匹敌者。这木塔绝对天下第一，天下第二只到它的腰窝。
建筑史上的奇迹令人震撼，它的命运更让人震撼扼腕。在这个世界上，它只存留了短短的十多年，惊鸿一瞥，就离开了喧嚣的尘世，留给人无数遗憾无尽感慨，一位洛阳人写道：“那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犹如天外流星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划过一道炫目的光芒后，便永不再现。”
在毁灭了大约1500年后，考古人员对永宁寺和永宁寺塔进行科学发掘，仅仅是建筑基址，已足以让人震撼。塔基中出土了泥塑三四百件，其细腻生动、精美逼真，让最挑剔的人也赞叹不已。而这些穿越千年时光的遗留，只是永宁寺华美风采之“冰山一角”，那个“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的永宁寺，只能视为遥远的传奇，任时光流转，再无缘得见。
是什么样的热情，促成了永宁寺塔的高度？是什么样的际遇，使北魏洛阳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永宁寺？
灭佛、兴佛均不遗余力
“盛世信皇帝，乱世信神仙”。南北朝动荡数百年，那个时代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佛教自东汉初年进入洛阳后，逐渐在中国传播，但发展并不快，进入南北朝时期，在纷飞的战火中，佛教开始飞速发展。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较晚，接触佛教亦较晚。这个当时最有活力的民族，既曾大力灭佛，也曾大举兴佛。不管灭佛还是兴佛，用力之猛，力道之大，在历史上少有与其匹敌的。
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四度灭佛，第一个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次灭佛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为严酷。
拓跋鲜卑原本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为草原民族普遍信仰。随着步步南迁，日益深入中原后，拓跋鲜卑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尊重，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
随后，拓跋珪和他的儿子拓跋嗣，先后征召高僧，在平城（今大同）兴建了一些佛寺，并“令沙门敷导民俗”。北魏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不只是在引入一种宗教，更是在吸纳宗教中包含的众多文化因素。这种意图，使佛教向民间渗透，拓跋鲜卑的宗教信仰开始转变。后来佛教渐成北魏主流信仰，皇帝多次下令禁绝萨满教，这种转变意义非凡，由于信仰与汉人相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减少了阻力。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鲜卑人汉化几乎不可能。
不过，佛教在北魏的传播过程很曲折。从拓跋珪到拓跋焘，对道教更感兴趣，“皆好黄老”，对佛教并无深入了解，很可能当做一种道术来看待。这种取向，最终导致一场破击北魏全境的灭佛运动。
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陜西黄陵)聚众反魏，有众十余万人。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在长安一寺院歇马时，偶然发现寺中藏有大量兵器，怀疑僧人与盖吴通谋，下令搜查，查出大量官民寄放的钱财以及和尚与豪门贵妇偷情的密室。太武帝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此时，极力反对佛教的大臣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破佛像”，随即令各地“一依长安行事”。一时之间，举国风声鹤唳。
此时佛教影响已深入北魏上层，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竭力延缓诏令，使众多僧人有时间逃匿。即便如此，北魏佛教也遭到重创。
历史上诸次灭佛，都是“人亡政息”，下令灭佛的皇帝去世后，灭佛运动即告中止。拓跋焘去世时，拓跋晃已先他而去，但接班的文成帝对佛教十分重视，“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此即所谓“太武灭佛”、“文成复法”。
文成帝在位期间，任用高僧昙曜大举开凿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伴随一座座高大奇伟的佛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佛教信仰日渐深入人心，从此，北魏人把无限的热情投入到佛教造像之中。
献文帝拓跋弘（即孝文帝拓跋宏之父）“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实行崇佛政策，在他和冯太后的影响下，孝文帝自幼信奉佛法，亲政之后，他深研佛教义理，与高僧交往密切，在平城和洛阳兴造佛寺，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促进佛教有序传播，使平城和洛阳先后成为佛教中心。
迁都洛阳时，“代都（指平城）僧徒与都俱迁”，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和尚，叫做跋陀（即佛陀），此人“有道业，深为高祖（即孝文帝）所敬信”。
跋陀“性爱幽栖”，嫌洛阳太吵闹，“屡往嵩岳，高谢人世”，于是孝文帝下令在少室山为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因位于少室山下密林中，名之为“少林”，此即今天的少林寺。
孝文帝另一开创，是下令在伊阙开凿古阳洞，后来北魏皇帝、大臣在这里大举开山造像，是为龙门石窟。
我的同事齐岸民、于茂世先后专题写过少林寺和龙门石窟，这里不再多说。
永宁寺塔千年无匹
孝文帝之后，“佛法经像，盛于洛阳”，盛名之下，亚洲各地的和尚“咸来辐凑，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外国和尚来得太多了，宣武帝不得不专门给他们建造了永明寺。这寺有房舍1000多间，最多时住了外国和尚3000多人。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可能不全是和尚，还有景教（基督教教派）传教士等，当时的洛阳人分不清楚，一概称之为外国和尚。
但此后洛阳佛教的发展过热、过快，呈现狂热乃至疯狂。孝文帝好佛，但主要推重佛教义理，对佛教发展进行了理性的限制和管理。在他之后，宣武帝、胡太后、孝明帝等“皆好佛法”，但他们没有孝文帝的远见和理性，从崇佛逐渐演变为“佞佛”，佛教信仰渐趋狂热，如《洛阳伽蓝记》所说，“逮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大家伙儿将家财视若敝屣，随时无条件捐建寺庙，“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下之姿，竞摹山中之影。宝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状”。估计北魏GDP很大一部分成为佛教基金，寺庙越来越辉煌，无与伦比的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即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永宁”一词，似源自《尚书》“其宁唯永”之句，表达祈愿长久、安宁之意。献文帝拓跋弘曾在平城兴建永宁寺，“构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就规划在洛阳城再建永宁寺，并预留了建设用地，“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在城郭之外”。由此看出，永宁寺注定不仅是宗教场所，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象征意义。
永宁寺最终兴建，是在孝文帝去世后十多年的事。西元516年，宣武帝撒手人寰，他儿子元诩即位，此时元诩年仅7岁，他的母亲“临朝称制”，是为胡太后（也称灵太后），成为又一位深刻影响北魏历史的女性。当时的洛阳城，已经形成王公贵族竞相礼佛的狂潮，胡太后执政之初，就不顾大臣反对，决意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兴建永宁寺。
考古发掘表明，永宁寺是一长方形院落，四面有墙，各开一门，南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形成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其建筑格局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体现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
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太极殿是北魏皇宫的“金銮殿”，是皇宫内体量最大、最具皇权意义的建筑，佛殿能与之仿佛，足见其建筑规模之大。据记载，殿内供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如此，仅大型佛像就达21尊，并且“作功奇巧，冠于当世”。
更让人震惊的，是永宁寺塔——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木塔。据记载，木塔建成后，太后不顾众臣谏阻，携小皇帝登上100多米的高塔，“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
见过这座塔的人，均极力称道，“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舖，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此塔建成后，菩提达摩正好来到洛阳，看见永宁寺塔，“合掌连日”，赞叹“实是神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