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家族是中共政权内的异数。乌兰夫自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在占整个大陆五分之一的蒙古族领地上任最高首领──直至“文革”之始，身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党委第一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甚至连内蒙古大学校长及政治教授这样的名誉职务也不放过，这在中共历届地方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内蒙古的党、政、军，公、检、法以及工、青、妇等多数重要组织都被乌兰夫家族成员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兰夫长子布赫曾任由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长媳珠兰琪琪柯曾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云曙碧曾任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委员、幼子乌杰曾任包头市市长一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侄女云曙芬曾任区妇联主任一后任区政协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后任区政协副主席）等。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第三代）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局、处长等职。另外，乌兰夫还有一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一女云云杉在新华社总社当记者。
近几年来，虽然诸如邓楠、陈元等一批中共的许多高干子女已经陆续在大陆政坛上显露头角，但至今还没有第二例如乌兰夫家族一样，不但是子承父业，相继称霸一方，而且曾是全家继位，分兵把守大陆一方的各个重要部门。
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
一九三七年初，乌兰夫在傅作义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出任公开的政训处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为乌兰夫扩充共产党武装力量有很大帮助，而且也骗取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采取容忍态度，为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平津张战役中全线溃散，以及傅作义、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笔。
一九三八年，蒙旗独立旅改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归胡宗南统辖。乌兰夫在这支部队中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祗好于一九四O年四月离开。
在延安，乌兰夫先是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实力，策动内蒙搞所谓“民族自治运动”。
于是乌兰夫奉中共之命，积极筹划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次执委会上出任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而且又分工自己担任该会军事部部长。同时，他还力主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己亲任院长。
在此前后，他还出任了内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此，乌兰夫开始确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乌兰夫等人为中共在内蒙苦心经营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乌兰夫家乡周围。而与之相对的东蒙主要控制在一些民族主义者手中，当时已经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重新组织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的人对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听说乌兰夫出任为共产党一手操纵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束蒙的人认为其中有诈，放风说蒙古人云泽已经死了，现在共产党是让一个汉人冒云泽之名，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
无奈东蒙的一帮人一没有军队，二不依靠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当然敌不过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中共势力。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西蒙两派势力举行了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乌兰夫当然继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无条件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出任主席。
中共建国后，乌兰夫成了中共高层干部中职务最多者之一，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苏友协办公室主任、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阶上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内蒙政协主席及内蒙古大学校长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政治教授。
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
中共统治使内蒙元气大伤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一九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两万两千九百人致死，十二万人致残。但是，实际数字要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一个传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祗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灌凉水、压贡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已经都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最令人发指的是四种新发明。
第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蒙汉矛盾
虽然乌兰夫家族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但大多数蒙古族人并不同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乌兰夫向毛泽东的汉人独裁政权百依百顺，凭投靠共产党确立自己家族的地位，才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另外，由于乌兰夫长期追随毛泽东政权的极左路线亦步亦趋，导致整个内蒙地区是全国各地受人为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中共内部文件中供认：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内蒙的情况一直是比外蒙好，但由于乌兰夫大搞“以粮为纲”，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毁草垦荒，其直接害处是牧民们弃长从短导致生产力低下，长远的危害则是导致大批草原严重沙化。长此以往，整个内蒙地区“人均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中共文件中语）。
汉族人严重侵犯蒙族人利益也是内蒙人民反感乌兰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后，大量汉族人向内蒙迁徙，一九四九年时，内蒙人口祗有六百万，但一九八一年已达一千六百万，九O年更是剧增至二千一百六十多万，其中少数民族祗占五分之一，而且包括蒙、
回、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多个民族。蒙古人民对中共政权这种以汉族人口优势同化少数民族的恶劣政策非常愤怒，因此而导致少数民族小规模骚乱时有发生。
内蒙古从地域上讲，它的自然资源好多方面都是全国第一，比如森林面积全国第一，人均淡水面积全国第一，人均耕地面积全国第一等等。而且，蒙古人的平均教育水准比汉族高，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美国一媒体曾报导外蒙平均文化程度高，是因为推行新蒙文的原因，这是胡扯。其实，内蒙古的老太太，不会念报纸的没有几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拼音文字，不管新蒙文，还是旧蒙文，都是一回事。
所以从文化教育和自然资源角度，内蒙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同现在他们所处的经济上的贫困程度是不相称的。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