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很多老板，由于得罪了薄熙来或者与他的党内对立派关系密切，被打成了所谓的黑社会，这是精于政治权术的野心家薄熙来一举多得的壮举，既可以杀一儆百，震慑反对他的官员和企业家，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他们的财富，喂饱跟随他徇私枉法的死党，或政治上用得着的权贵，而且还能收买人心，忽悠出民意，为十八大争得更高位置奠定基础，由于他操控了媒体，强奸了民意，又以严酷的镇压手段把被害人投入了监狱，封住了知情者的嘴巴，所以，鲜有活生生的内幕披露出来。特别是“亮点茶楼”老板常亮夫妇被重庆警方从海外引渡回国之后，更是震撼了世界，重庆进入了文革式的红彤彤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新时代，伴随着天空出现的“紫气东来”的奇景，“薄泽东”和“重庆模式”如同红太阳笼罩了大地，仿佛中国倒退了整整三十年。
然而，财富仅次于彭治民的亿万富豪，重庆俊峰集团老板李俊却神奇地从红色恐怖里逃了出来，在某国通过电话向我披露了重庆打黑“黑打”的内幕，这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也是催人泪下的故事，如果不是稍后还收到了他特快专递的证据材料和录音以及照片，善良的国人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不敢含泪写下这泣血的文字。
我怎样认识了李俊?
这一周李俊给我打了多次电话，他能找到我是一个奇迹，此前他在网络媒体上看到了我许多文章，他以亲身经历体会了我是一个敢言求实的记者，他认为，重庆的“唱红打黑”，是上个世纪薄熙来在大连的枉法追诉恶行的继续，我是过去的受害者，他是现在的牺牲品，我们都是活的见证和幸存者，但他给某家媒体打过电话，没人相信他，妖魔化的重庆媒体已经捷足先登，故此，他给一家媒体写信说，只有姜维平能帮他，正好收到电邮的这位新闻界同仁认识我，于是，我半信半疑地回了电邮，并给了他电话号码，就这样，我与李俊建立了联系，但理性告诫我要谨慎小心，要注重证据，虽然，他声泪俱下的倾诉已经感动了我，但我还是要他把证据材料快递给我。因此，我知道了李俊，并对他的冤案深信不疑。
李俊小我十岁，1966年7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川店镇双宗村。按理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才是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对那场政治上的红色风暴没什么印象，但不幸的是，他从此失去了父爱，他母亲后来告诉他，父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被迫逃亡到湖北石首以捕鱼为生，直到1979年，在他12岁时才看到自己的父亲。他一共兄弟姐妹8个，全家人在农村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辛困苦。从此，他对文革时代的无法无天的暴行深恶痛绝。
图注：左一，成都军区检察院谭处长左二，成都军区武器库政委贾守银左三，重庆公安局经侦总队队长安友左四，重庆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左五，李俊左六，重庆公安局专案组民警杨江左七，成都军区保卫部侦查刑事处长梅浩。{照片李俊提供，拍摄时间：2010年2月底于重庆}
1982年7月，他开始以捕鱼为生。在长江支流天鹅洲湖北省石首境内捕鱼，他们全家人经常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冒着刺骨的北风在河里捕鱼，一年四季，风雪无阻。
十几岁的李俊，每天骑着自行车载满捕来的鱼到集市上去卖，往返百里，苦不堪言，每个月全家人靠捕鱼可以收入200美元左右。当时，他们全家住在河边搭建的一个茅草屋里，勉强度日，直到1983年底，依靠自己的力量，才修建了3间瓦房，此后算是过上了温饱安定的生活。
从军旅到商场
李俊告诉我，他的发迹与军旅生涯有关，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也招来了灾祸。
1984年至1989年，他在成都军区服兵役。其中最初一年是在重庆市铜梁县解放军某部服役。1985年10到次年10月在重庆江津县某部队司训大队和军械修理所服役，并且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1986年10月到1989年3月，他在成都军区政治部服役完毕，转为军队职工后停薪留职开始经商。
毫无疑问，李俊赶上了一个荒谬的时代，政府严酷地镇压了北京的民主运动，但却竭力鼓动人们做生意赚钱，一切向钱看，他被商品经济大潮裹挟，凭着精明才智和亲和力，掏了第一桶金，1989年退役后，他开始在重庆沙坪坝区经营一个杂货商店，每个月大约可盈利30美元左右，大约苦干了4年左右时间之后，有了一点积蓄，又向他人借了一万多元人民币，购置了一辆出租车，做起了出租车运营的生意。
虽然已经告别了贫穷的往昔，但他胸心勃勃，要干更大的事业。1989年4月，他在战友的帮助下，先后创办了金得利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和金得利房地产有限公司等，到了1998年，已经今非昔比，生意如日中天，创建了重庆俊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媒体的记者说，李俊玩得是“大手笔”，其旗舰下的公司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涉及餐饮娱乐、信用担保、石油制品、物业管理、装潢装饰等多产业、多元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通过了SO9000认证，成为重庆市知名品牌企业和房地产开发50强单位，最佳诚信企业，他本人被选为沙坪坝区商业联合会副会长，进而在山城商界深得同行和消费者好评。
没有法制，财富无保障
李俊以亲身体验的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的过程，体会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说，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一夜间把他打成了黑社会，既使是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救不了他的命。
他介绍说，俊峰集团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它旗下有俊峰置业、丰驰物业管理、金龙玉凤酒店投资管理、韵龙装饰、金鹏超投资、诚安信用担保等有限公司，生意做大了之后，他比较超脱，原则上以血缘关系和对外招聘，解决人才渴求和领导团队的问题，他本人是俊峰集团所有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但并不参与集团公司和分支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切有助手打理。
其中独具鳌头的是俊峰集团所属的俊峰置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它不仅投资15亿人民币，成功开发30万立方米的全能生活城“俊峰-龙凤云州”和金得利大厦，而且，使近三千户业主已经实现了宜居重庆的梦想。俊峰集团地产在2008年更上一个新台阶，现在，正在开发的“俊峰-香格里拉”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重庆沙坪坝区核心约70万立方米，低密度的最高档的住宅小区。俊峰置业在2009年3月，被重庆市建委评选为“重庆市第六届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单位，逐渐享誉业内外。
他回忆过去，不无骄傲地说，集团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现有固定员工和流动性建筑员工总数1500多人。其中，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等高级职称者10多人;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等中级职称30多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员工总数81%以上。
管理人员大多数毕业于全国知名院校，具有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其优秀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经验，为集团公司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俊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心血浇灌的民营企业，历时二十多年而获成功，但被薄熙来，王立军一句话，定性成了黑社会组织，他成了黎强式的黑老大。
李俊是黑老大吗?
熟悉李俊的人说，他有很多优点和缺点，但绝对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也许从他热心慈善事业和其家人信奉基督教两方面看出他的品格。
2001年至2005年期间，由于生意往来，李俊经常往返于上海和重庆两地，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基督教传道人高恒，其带领他进入上海普陀区长风家庭教会，参加一些礼拜活动。在那里他认识了20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在一起读圣经，唱歌，分享食物，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有时还请资深的牧师和传道者来给他们讲解经文，李俊感到心旷神怡，大家彼此真诚相待，别有一种体验，他说，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终日奔波忙碌在事业中的商人来说，真的是一种压力释放的圣地。在周末，他也曾去过政府宗教事务局管理下的教会，向那些神职工作人员求教，但他们在官方的操控下，领取一份稳定的薪水，并不热心带人们到上帝的面前忏悔和祷告，只有在长风家庭教会，他才得到了上帝的教诲和恩赐，使他在日后的生意中诚实守信，大气淡定。后来在上海，工作不忙时，他经常去长风教会，星期天和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他都尽力去参加活动。每次当他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礼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照他，虽然他们都不知道他是富有的生意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向上帝祷告，相信上帝的存在，并相信上帝能够解救他们。高牧师也经常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公开教会的情况，因为政府不允许家庭教会的存在，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当时他也不太懂其中的原因。
李俊说，在那些时候，他知道了很多基督教的知识，基督教道德的核心是爱，原则是爱神与爱人的统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教会为李俊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新的天地，他说，在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聚集一起为家人祈祷，他从大家的交谈中，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有些兄弟姐妹的生活非常艰难，如同自己的童年，有的病魔缠身，供不起子女读书，有的付不起年老多病父母的医药费，眼看他们常年卧床不起，李俊很同情，感到责无旁贷，他慷慨解囊，在以后的三年中，一共以现金的方式资助了60多万人民币，交给了教会，高传道每一次都告诉他这些钱的用途，他买了很多的圣经、生活用品、文具，食品送到了安徽、浙江等地的乡下，并资助了一些农村的穷人和教会里的兄弟姐妹。
2005年的一天，李俊和妻子、哥哥提及湖北省老家的事，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经济实力也随之雄厚，但是家乡的人还是很贫穷，有不少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茅草房和土墙，家里穷的一贫如洗，很多家庭的总资产不超过500元人民币，还有很多人常年在外地乞讨，不能还乡，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于是，他和哥哥李修武，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一起到家乡资助他们。仅从2004到2010年就多次捐款共24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在横市镇，他们全力资助镇里的民生工程，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镇自来水厂，使全镇的人都喝上了“放心水”，所有的村民都很感激。在熘口子村新农村建设中，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用于“通村通组”的公路建设，里程长达7公里，使全村人民彻底告别了泥泞路，走上了幸福之道。
他还投入20万元人民币，将全村所有沟渠进行了改造升级，为该村所有农田旱涝保收创造了条件，又投入10多万元人民币，使全村都种上了近千棵香樟树，既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又美化了村庄。据报道，李俊每次回家，都不忘去探望那些生活贫困的孤寡老人、特困户，问寒问暖，献上爱心，捐款累计超过10万元人民币。在和村民的交谈中，他耐心地安慰他们勤劳致富，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因此，村民们为李家兄弟立了一块很大的功德碑，感谢他们给村民带来的福音。{这方面有两份加盖公章的证明文件，分别由市镇和村民委员会2011年1月出具}
据国内媒体报道，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在李俊的带动下，俊峰集团的员工和他的妻子一共捐款30多万元人民币，给汶川灾区的人们，以帮助他们尽快重建家园。
商场如战场
在军旅华商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他的文章，记者写道，早就听说重庆的李俊是商界的“拼命三郎”，军人的优良传统、顽强的工作作风，成就了其事业的蒸蒸日上。年轻却又不乏稳健的他，1989年从解放军第十三集团军退役，创建了重庆金得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俊峰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从此踏入商海，从军人的战壕转移到商人的战场。俊峰集团涉足房地产、石油制品、酒店及商贸等行业，其业绩可圈可点，李俊董事长作为俊峰集团的当家人当然功不可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俊侃侃而谈，踌躇满志的时候，他不知道中国政坛发生了裂变，薄熙来失去了其父薄一波的靠山，由于在辽宁的贪腐和枉法而倍受指责，虽有商务部长的头衔和众多死党力捧，还是被胡锦涛等贬到了西南一隅，他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东山再起的机会来日无多，而六十岁过后，其权力已是强弩之末，如不拼力一搏，就是束手待毙，于是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决定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里，拿民营企业开刀，而李俊进入了他的视线。
国内媒体的报道披露，李俊对记者说：“虽然，十年前取得了房地产开发的一定成绩，然而，在房地产界风起云涌的今天，已经成为了过去，新的理念和新的政策，对于我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李俊十分谦逊，但他不知道“人有旦夕祸福”，灾难正在降临。他要学习的不是政策和理念，而是政治和形势，他不关心政治，只想闷声发大财，但部队与地方官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矛盾，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
他不知道，国有土地的开发对官员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经济指标飞奔的火车头，而且是他们升迁的资本和贪腐的钱袋，如同薄熙来所说的“真金白银”。更何况有些从军方手中拍卖得到的“钻石地带”，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李俊介绍说，目前，位于沙坪坝区杨公桥104号的地产楼盘——俊峰-龙凤云洲，正是由他投资下的具有强劲实力的开发商所打造的精品项目，而此前其地皮归军方所有。它的成功开发彻底改变了重庆杨公桥区域的面貌，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为山城百姓打造优质的居家环境，这符合薄熙来提出的“宜居城市”的理念，但他不领这个情，虽然李俊自认为他的贡献将伴随着城市提升的脚步一直走下去，为城市立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薄熙来却想张开大嘴把这块大肥肉吞下去，拿他的私营企业和超人财富去送礼。那么，他要送给何人呢?
2007年12月，薄熙来主政重庆，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之身，出任市委书记，自然一言九鼎，威震山城，他从中央被排挤下放到重庆后，窝了一肚子火，不仅政治前途遭到严重打击，心情沮丧，前程迷茫，而且，他太太谷开来在大连和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大肆敛财，已被群众举报，中纪委正在调查，为了抓住重庆市原领导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摆平胡锦涛，为了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入选常委而大捞政绩，他2009年6月至今，以“唱红打黑”的名义，在重庆刮起了“二次文革”红色风暴，他通过黑打的文革式运动方式，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毁灭性打击和政治迫害。
李俊披露说，薄熙来主政重庆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他依稀记得的文革年代，薄熙来重用酷吏王立军，大搞红色运动，公权力操纵司法，对成千上万的所谓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人权迫害和血腥镇压。对他这样的众多民营企业家，和维权人士，敢言人士进行惨无人道的打压和诬陷。一时间，薄熙来用“文强案”绑架了政府，用“张韬案”和“乌小青被自杀案”震慑了公检法，他们给人民群众乱扣帽子，重庆到处是一片红色恐怖。
李俊和中国民众一样，并不讳言，薄熙来在重庆掀起打黑风暴，理论上是一件德政，但可惜的是，他动机不纯，心术不正，矛头指向党内的对立派，即贺国强和汪洋的嫡系，因此，整个过程都是文革式的复制品，是一场充满无产阶级专政味道的血腥的政治运动。熟悉重庆官场和商场的李俊断言，很多被捕的商人过去都曾是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他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制度弊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不是黑社会，即使违法犯罪，也是一般性的刑事案件，薄熙来为了大造声势，主观先行，对他憎恨的人，先定罪后发动群众，找出所谓的证据，实行舆论判决，未审先判，未判先臭，在网络上对所谓的“黑老大”进行妖魔化抹黑，还由政府控制的“五毛党”和“水军”在网络上进行人身攻击，同时，狂热地吹捧他的英雄壮举，而对那些被重庆公安局定性为“黑老大”的企业家，则百般刁难，他们委托律师进行辩护，但无论是会见当事人或查阅卷宗，都困难重重，也无法进一步取证。自“李庄案”发生后，一段时期内，重庆市的律师人人自危，政府官员草木皆兵。他们不敢为民营企业家说话，否则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一旦公安局认定谁是“黑社会成员”，重庆的律师都不敢为其辩护，即使辩护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他还下令，所有的媒体，未经允许，不得参与评论，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如果发表文章必须使用政府新闻办的通稿。总之，他坦言，薄熙来以所谓的“平安重庆”口号为幌子，唱红打黑，实质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排除政敌和异己。
曝出打黑惊天内幕
两年多来，重庆的唱红打黑震惊了世界，由于薄熙来善于利用海内外媒体说谎，又把公检法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对知情者构成了高压和威胁，所以，目前，我们得到的第一手证据材料不多。但李俊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的格局。
李俊说，徇私枉法造成的刑讯逼供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大行其道，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出逃成功，可能被视为一颗引曝内幕的定时炸弹，他会让薄熙来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他列举的重庆惨不忍睹的刑讯逼供细节不仅可信，而且令人发指。铁的事实说明，重庆政法部门正在以“打黑”的名义，涉嫌滥施酷刑、掠夺私人财产，伤及无辜，践踏法律和人权，正在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现在，人们在薄熙来的高压政策下敢怒而不敢言，因而，他所制造的麻烦深具欺骗性，为国家为社会埋下了祸根，一大批原本拥护政府的人，被冤枉系狱之后，他和家人以及朋友都变得仇视社会，仇视国家，特别是，薄熙来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一大批昔日的成功人士，一夜间成了黑社会和阶下囚，结果造成大批资产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不敢留在重庆，纷纷移民到海外，这种弥漫全国的负面示范效应，给国家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李俊判断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给重庆历史的发展史写下了一部血泪史，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界都是一个空前的大灾难，随着其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升迁，会引起在未来几年内，全国企业家的外逃和上万亿资产的外流，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带来长期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动荡。
抓捕李俊，拉拢张海洋
李俊认为，目前的重庆已笼罩在专制的迷雾之中，薄熙来、王立军式的人治社会，不是国家的法制社会。薄熙来操控和绑架的政府，践踏人权，肆意妄为，实质上是典型的流氓政府，他们如同妓女一样，白天有光鲜的一面，晚上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提供的材料有力地说明，薄熙来和爪牙王立军为了达到中共十八大上位的政治目的，拉帮结派，拢络军队，徇私枉法，精心策划了对他的诬陷和迫害。
2009年8月22日，由重庆市公安局、成都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纪检部、检察院成立了所谓的联合专案组并对他通缉，罪名是“组织和领导黑社会、行贿罪等十余项”，2009年12月4日，当他出差返回重庆看望妻小和母亲时，被逮捕入狱。
我问李俊：你是一个企业家，不像文强那样与贺国强和汪洋关系密切，薄熙来为什么要盯住你呢?是不是以前依仗有钱，胡作非为，被他抓住了把柄?李俊说，他的亲友大约70多人，无一人有犯罪记录，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但就他本人来说，我相信他出示的一份证据：2010年8月24日由重庆市江北公证处开具的《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其号码是8471号，公证员是唐元春，这就是说，现在重庆警方通缉他，是怀疑他在此后有犯罪行为。是这样的吗?
为了取得军方对他十八大上位的支持，而把我当成了牺牲品，我并没有像文强和黎强那样直接得罪过薄熙来，只是我与原成都军区的领导关系密切，可能他们内部有些矛盾，这些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的是，我投资购买成都军区重庆物资供应站667亩土地时，没有按照张的需要，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李俊表示，该宗土地是以俊峰置业公司名义购买的，是该公司经营层人士集体决策的结果。当时俊峰置业的法人代表是魏文清，现以“涉黑”的名义已被捕，他是李俊的侄女婿。
但我认为，李俊想必知道依据2008年7月6日，他们与军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应在2009年1月24日前支付全部土地转让金32400万元，但直到2009年6月23日才支付完毕，也就是说，俊峰置业违约在先，他们的合同纠纷是由迟延支付土地转让金引起的，李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重庆官方以“涉黑”，“行贿”等罪名，先抓人，再签订新的协议，拿到钱又放人，显然已由有理变为违法，如果他们到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申请查封和冻结这宗土地是否更好?
他回忆说：在被关押期间，专案组成员，成都军区纪检部纪检室主任黄华，警告威胁他说，2010年8月，是他带着张海洋的口信，找到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告诉他，张震的儿子张海洋和薄熙来是世交，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同手足，说李俊得罪了张海洋，要从他这个突破口，找出张海洋政委的政治对立面的经济问题。
他说，王立军见到黄华时，知道了有关情况后，请示了薄熙来，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立即指示经济侦查总队原总队长陈光明，定性李俊为“涉黑”等多项罪名，马上通缉。
王立军还当场送给黄华等人一份纪念品，以示地方对成都军区的友好感情。
刑讯逼供，眼见为实
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5日，李俊被关押了3个多月，此间，12月4日至12月30日，他被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这种经历与我颇为类似和巧合，我是2000年12月4日被薄熙来下令，由他的秘书，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具体操办，把我关押在海军基地大连看守所的，也就是说，我与李俊是同一天被捕，同样是老百姓却都在部队关押过，时间相隔了整整九年!薄熙来的徇私枉法成了跨世纪的罪行!
李俊说：在看守所里，涉黑人员穿红色马甲，以便监控识别。审讯时带手铐和黑色头套。和我同住114监舍的重庆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成因所谓涉黑被专案组的人，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淤血，监外提讯时，第一次坐老虎凳16天，第二次7天，第三次2天，他告诉我，专案组的一个经侦总队的支队长对他下手最狠，他受到刑讯逼供，监舍的其他人，除了我之外都有签字证实。他晚上痛的不能睡觉，连做梦都喊“我招我招”，最后他被判刑19年。重庆翔龙运输公司经理赵小平，在外被提讯38天后回来，是被两个警察拖进监舍的。狱警孙某看后掉着眼泪对李俊说，“我当警察内心有愧，受到良心的谴责。”
李俊表示，和他同住一起的狱友告诉他，重庆的涉黑人员一般不会在看守所提讯，因为有监控录像，怕留下证据，他们往往把嫌犯转移到外面的农庄秘密提讯，警方租用了大量的“农家乐”和度假村进行秘密审讯，由武警负责把守看管，由专案组成员滥施淫威，当时整个重庆市的看守所全部爆满，连郊区的农庄也人满为患。
他还披露，在看守所里关押的人，不能看法律书籍，不能咨询有关案情方面的法律条款，不能相互商讨案情，完全与世隔绝。王立军为了求得轰动效应，下令200多个专案组必须在很短的限期内迅速破案，否则将撤职查办，所以，他们不得不先抓后审，先“臭”后判，实施刑讯逼供来完成任务。为了防止知道内情的警察不服从指挥，重庆市公安局组织的专案组，把主城区和郊区的专案人员互调后交叉办案，并设有监控他们所谓办案质量的督察队，让警员也生活在互相举报的恐惧之中。李俊说，同监室的狱友(所谓的“涉黑人员”)告诉他说，这里很多的警员根本不会办案，只会打人，他们完全是一帮土匪流氓。
李俊以切肤之痛披露说，重庆公安局为了达到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政治目的，发动全民举报，并发放几十万个带邮票的信封，(注有“绝密”字样)直接发到各个居委会，鼓励人民随时举报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言行。他们为了追究企业家的所谓“原罪”，把历史上已经过了案件追诉时效的旧事重新翻出来，一起定罪，有些是近20年来的治安纠纷和经济纠纷，他们把这些所谓的“原罪”串联起来，从而给很多民营企业家扣上“领导和组织黑社会”的帽子，判以重罪，他也不例外，其目的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永远没有讲出真相的机会。当重庆高法的副院长张韬被抓和法官乌小青被自杀之后，重庆市的各级法院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在薄熙来的操控下，重庆高院明文规定，有关黑社会的案件，不得减刑。而且，在打黑办案的同时，检察院和法院提前介入公安侦查阶段，以指导办案的名义串通公检法，“三长”举手，开会定罪，违反了司法独立，互相制约的原则，造成徇私枉法的案件堆积如山。
重庆市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和律师们人人谈“黑”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滥施刑罚，施压签约
12月31日至3月5日，李俊被转移关押在成都军区重庆武器库保管一队，他说，在此期间，联合专案组对他滥施酷刑，晚上不准上厕所，连续审问几天几夜，不让休息，还揪他的耳朵，用笔砸他的头，用电棍击他，辱骂他，等等，但情况没有像上述那些人那么惨重。这是因为他还有用。
李俊披露，专案组成员黄华，先是逼迫他承认，以往做生意时和成都军区哪些军官干了违法勾当，由于他们所拟定的多项罪名都未查证，后来又要求他，按照他写的字条内容，给外面的俊峰置业企业法人魏文清打电话，逼其缴纳所谓的购买土地违约赔偿金4004，34万元人民币(这方面，有2010年2月22日双方达成的《关于追究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违约责任的协议》为证)。同时，李俊说：“他们还私下敲诈了我3000多万人民币”。不过，在李俊特快专递给我的证据材料里，没有这3000万的佐证，他自称暂时不便陈述详情。
李俊表示，在他被关押期间，成都军区原保卫部部长(现任职总政保卫部)包汉武多次公开对他说，他和王立军关系很好，并暗示他，可以帮助解围，说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和军队生意往来多年，知道很多军队高层内幕，在生意过程中得罪了张海洋政委，卷入了军队的政治斗争，他以此为由，企图敲诈我。但这些细节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李俊提供的文字和照片表明，他的专案组人员，阵容庞大，可见薄熙来非常重视，也与军方有十分密切的交情，这可能是中南海高层多年来对其另立山头，束手无策的主要原因吧。李俊专案组的成员有黄华(成都军区纪检部纪检室主任)、梅浩(成都军区保卫处处长)、周金平(重庆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杨江、杨先、安支队长(均是重庆市公安局民警)、成都军区检察院谭处长和褚健(成都军区保卫部干事)等等。其中，办案民警杨江和黄华反复威胁他说：组织领导黑社会是公安机关包装做出来的，现在是打黑进行到了纵深阶段，你必须按要求向专案组低头认罪，才有活路，否则你的公司会轰然倒下，你的家人全部完蛋，，随便搞你一个家族式的黑社会组织没有问题。你是专政的扫黑对象，在关押期间已看到了黑社会是怎样的下场。
李俊说，负责他的人，是监管一队的队长林义安，指导员杨斌，还有专门调来的成都军区看守所所长罗雷，以及看管他的9条猎狗，17个士兵。这一情节使我忆及2000年底，在大连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我被关押在五六平方米的囚室里，有5个士兵，1条狼狗看管我，共历45天，这说明薄熙来把李俊案看得尤重。这是因为，军方支持他，还是拥戴胡锦涛，是特别重要的决定他本人命运的大事。
李俊说，专案组审讯时，多次打他辱骂他，还说他这样的人生不如死，但又威胁说，你死了就是畏罪自杀，跑了就是畏罪潜逃，我们可以随时用枪打死你，随你的便吧……他描述说，他被关押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子里，呆了两个多月。门口士兵24小时值班，白天和晚上都有两个人在他身边监视。
达成交易，放了又抓
2010年2月22日，由专案组遥控，李俊指令，魏文清代表公司，张真祥代表军方，在重庆大坪红楼宾馆，双方达成了协议，3月1日成都军区签发了《关于交还李俊的函》，3月3日，公安局签发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渝公法字2010，009号}，同一天，以“未发现在办理军队土地转让中有涉黑恶，合同诈骗，串通投标和行贿的犯罪行为”之由，专案组将其释放，李俊说，行前有人警告他，这三个月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该忘掉的要忘掉，以后要装聋作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遭遇，李俊知道了中国不是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即使有亿万家产，也随时会得而复失，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他说，在重庆，人权，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也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犹如人间地狱。所以，他获释后决定携全家投资移民美国或马耳他，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好在2010年7月，他按照移民办理程序的要求，办理和递交了公安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手续(2010年7月23日由公司所在地渝碚路派出所出具)。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2010年10月12日，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公安分局忽然下令，清查了属于他个人资产的金龙玉凤国际俱乐部，使它从此处于停业状态，这回罪名不是“涉黑”，而是“涉黄”，以此为借口，公安再次给他定罪，当时，共带走了35名工作人员接受审查，因无证据，当晚全部释放，而媒体报道的数目却是70人。这是因为薄熙来还需要李俊案为自己的政绩造势，或许担心移居海外后，他会泄露所谓的“国家机密”，李俊愤怒地说，我再次声明自己没有参与经营，只是实际上的投资人，金龙玉凤国际俱乐部只是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其总收入还不到集团公司总收入的3%，其总资产也不到集团公司总资产的8%。
笔者知道，类似这样的集歌舞，酒楼，桑拿等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场所，在中国的城市里多如牛毛，一般情况下，都有陪侍小姐，我敢说，认真清查它们，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涉黄涉毒问题，薄熙来在大连当政的八年间，也是卖淫业最繁荣“娼”盛的时候，在他本人位于西岗区福德街和长江路万达公寓交界处的地方，就有多家这样的灯红酒绿，藏污纳垢场所，他为什么舍近求远，前后矛盾，判若两人，去重庆“打黑”“除黄”呢?可见他是在找把柄，玩权术而已!退一步说，即使上述俱乐部真的有人涉黄，投资人李俊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
2011年7月8日，我从他邮寄给我的资料中看出，金龙玉凤国际俱乐部有专门的经营班子在管理，他们多次召开有关加强管理严禁违法经营的专题会议，在俊峰集团的内部小报《俊峰人》上，2010年8月20日，还头版头条刊发了报道《金龙玉凤俱乐部坚决抵制黄赌毒》，这表明，遵照集团公司领导的要求，俱乐部场所明示杜绝吸食毒品、卖淫等违法经营，他们要求所有员工不得从事违法活动，为了用法律的形式，制约他们的行为，公司不仅监督和培训他们，而且还和每个员工都签有《公约卡》，我看到了公章，签名和指模，至于个别人私下违法犯罪，是不是就能以“涉黄”的罪名抓捕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这的确是一个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我认真阅读了网上“天涯社区”2010年11月30日刊出的重庆当地人，对“金龙玉凤案件”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属名“燕子2046”的网友说，据她的了解，金龙玉凤公司各部门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现场也没有发现卖淫嫖娼的现象，既然没有犯罪事实，这个罪名就看不懂了;另一个属名“该背实p”的网友说，签署一份保证书，这只是李俊掩耳盗铃罢了。沙区的人谁都知道金龙玉凤就是妓院，大淫窝……可见此事有待于进一步查清。
由此我们已经看到，2009年至今，重庆公安局一会儿说他有罪，一会儿又宣告无罪，把他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两次通缉，形同儿戏。这不仅使我想起上个世纪发生在大连的多起类似案件，比如，大连“天天渔港案”，“陈德惠律师案”，等等，而且，记起了“李庄案”和“方洪案”，以及出租车罢运领导黎强案，这些暂且不论。
试问：在李俊出示给我的法律文书中，有2010年3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给他的《撤销案件决定书》;2010年3月1日，成都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给重庆市公安局的有关他无罪的公函;2010年3月1日，关于成都军区发给重庆市公安局的《交还李俊的函》；2010年7月23日，由渝碚路派出所给他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而且，2010年10月26日，他还拿到了由重庆市公安局签发的护照，(以上李俊都有证据原件)。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是谁在下令通缉一个他们用法律文书证明了无罪的人?!
文革遗风，株连九族
李俊控诉说，为了逼其就范，彻底催毁他的事业，薄熙来和王立军还下令重庆市公安局，逮捕了他家里的很多亲人，为了让妻子免受牵连，在他们的逼迫下，他和妻子罗淙在14个月之内两度离婚，工作无法进行。现在又在通缉他，法律何在?人权何在?公正何在?亲情何在?事实证明，这些人身陷囹圄，完全是重庆市公安局的暗箱操作和栽赃陷害。
2010年10月23日，正在外地开会的李俊得到消息，匆忙逃往海外，根本来不及处理公司的诸多杂务，也来不及和70多个亲友道别，随后，薄熙来和王立军恼羞成怒，命令重庆市公安局以各种罪名秘密逮捕了他的妻子罗淙以及哥哥李修武、侄儿台士华、郑欧、郑毅，侄女婿魏文清等涉及公司管理层的人员25人，还有三个家庭成员李少平、李险峰、左衡，司机张子汉被通缉在逃。
每每念及至此，虎背熊腰的堂堂男子汉李俊，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他说，现在已经彻底绝望了，为什么薄熙来如此肆无忌惮地枉法追诉，中南海却没有领导人敢给民营企业老板做主呢?为什么没有纪检部门敢抓他呢?李俊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心血和事业烟消云散，付之东流，他和家人的命运都是生死未卜，他的妻子罗淙根本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和经营，也被以窝藏罪逮捕，这实际上就是绑架。现在，他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和80多岁高龄的母亲，以及两个70多岁的岳父母，无人照顾、无法生活，情何以堪?
为了解李俊，撰写有关他的文章，我上网查询，但收获无几，这对一个在重庆家喻户晓的富豪名人来说，十分奇怪。李俊说，当时媒体大量报道他已被捕，以前网上公司的大量正面消息，几乎全部被公安机关屏蔽，原来，《重庆日报》等大量宣传他艰辛创业的报道，都被心虚的重庆当局删除。
我想，薄熙来惯用的软硬兼施的手法就是“抓”和“骗”，“抓”是“打黑”，“骗”是“唱红”，他在操控司法的同时，也先强奸了媒体，用妖魔化的文革手法，把一大批所谓黑社会分子未审先报，用各种丑化，污辱和渲染的文字，满足社会上一些人“仇富恨贪”的心理，却走私了野心家暗渡陈仓的阴谋，以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
王立军一纸通缉令，使昔日的亿万富豪，如今饥寒交迫，负案在逃，李俊一直在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他很想听听亲友的声音，但不敢打电话，不敢和亲人联系，仿佛50万个重庆的摄像头在监视着他，但李俊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自己是什么人，他的70多个亲友是什么人，他们中被抓的25个人有罪还是没罪?
他说，苍天有眼，六月飞雪，这起所谓“涉黑案”是一起典型的窦娥冤案，是公权力操纵司法的结果，目的是以打黑之名，掠夺民营资产，满足军方和政客的私欲。
现在，沙坪坝公安局专案组成员魏星，奉上级之命，私下逼迫公司托管给了沙坪坝的迈瑞公司，而迈瑞则是国企，其领导人就是官员，他们肆意践踏国家的法律，违法扣押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印鉴，逼迫他们把净资产多达约40亿的集团公司，交给沙坪坝的迈瑞公司托管，而托管就是为没收全部资产埋下伏笔，这是薄熙来当局惯用的巧取豪夺，或公开抢劫民营资产的操做模式，他们还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重庆模式”，这其实不是正常的政府行为，而是薄熙来、王立军引领的文革风暴式的强加给国人的政治灾难。
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李俊表示，他的案件具体操办人还有沙坪坝区委书记李剑铭，和王立军以及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沙坪坝公安局分局局长郭维国，但幕后的黑手是薄熙来，他们毫无顾忌地扣押了公司近三亿多的流转资金，以各种理由不支付俊峰集团工程款和民工职工工资，造成俊峰置业房地产公司的“龙凤云州”和“香格里拉”两个项目的两千多户不能按期交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其目的就是有意造成混乱，官方所控制的利益集团趁机托管，实为抢劫俊峰集团公司和相关的十几家公司财产，李剑铭多次召集会议和指示公、检、法“三长”并统一意见和行动，制造了这起以“涉黑”“涉黄”名义上演的悲剧，其目的就是为了没收公司4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让他成为继渝强公司老板黎强、庆隆物业公司老板彭治民之后的又一个民企“黑老大”。
由于中国的商场和官场联系密切，李俊与重庆很多官员有交情，他说，关于李剑铭这个人，他很熟悉，为了拍薄熙来的马屁，升官发财，他积极响应“森林重庆”的口号，曾让他把“香格里拉”项目的几百亩土地献出来做市政公园，他没有同意。他还通过他的哥哥(重庆建工集团管理人员)和他的朋友王敬(一位民营电力公司的老板)多次找到他，想承揽“香格里拉”项目约5000万预算的强电工程，他也予以拒绝，故此得罪了李剑铭，他就借此机会陷害和报复李俊。
他还列举了许多贪官污吏，指控他们索贿受贿，但都没有佐证。他认为，自己的案件比重庆“李庄案”更严重，恳请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替他伸张正义，讨回公道。
今天，如同时空错乱，光阴倒流，他和一岁时的父亲一样，踏上了背景离乡的路，李俊虽远在国外，但并未完全解脱，薄熙来操控的所谓海外追逃专案组，正在世界各地活动，他很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王家姊妹”和常亮，他更怕变成第二个在机场出口举牌投案表演的“亮点”。
李俊认为，自己是遭受了政治迫害的民企老板，不是在逃的经济犯罪分子，他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故事，是薄熙来和张海洋精心编织的又一个阴谋，由于他获释后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发表了很多对薄熙来不利的内幕消息和司法不公的言论，他们发觉后，曾威胁他说，这是反党反政府的犯罪行为，故此，他们想封住他的嘴，把以前法律文书明示的内容推翻，联合起来再次对他进行人权、宗教、政治迫害，因此，李俊渴望联合国难民机构对其施救，他所暂时留驻的国家应当准许他提出难民申请。
举报薄熙来，最后的唿吁
李俊和我一样，还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抱有一种善良的期待，他邮寄了一批资料，其中有一封举报薄熙来徇私枉法罪行的信件，其投诉方是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
但他目前已经不方便寄出。
他说，在重庆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以这种形式遭到政治迫害的，比如，重庆渝强董事长黎强、庆隆物业董事长彭治民等人，他都很熟悉，他们都是因为在某些场合，表示对薄熙来、王立军不满而被强加罪名的，至今很多真相都被掩埋。官方的最终目的，都是掠夺民营企业家的资产，摧毁他们的事业，满足利益集团的私欲，为了使真相冰封永藏，重庆市法院对涉黑人员规定不得保释，不得减刑，以防止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重见天日，所以，薄熙来对侥幸逃生的李俊也会上下其手，致他于死地。一方面他唿吁国际媒体能够关注他，保护他，解救他，另一方面，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被陷害囚禁的其他民营企业家，还他们以清白。
当我问他，重庆警方还会指控他什么新的罪名时，他说，现在，他的生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为他把一些文稿给了我，重庆当局一定还会追加他“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不把他至于死地，薄熙来是绝不会罢休的。{我在此文中没有披露这两份文件的内容}
接着，我追问他，你在长达20多年的经商活动中，有没有犯法行为，他果断地回答，他没有任何案底。他的公司没有枪支弹药，他的员工没有故意伤害，贩卖毒品，在区域内没有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从未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相反，他的公司声誉很好，20多年来对国家税收做出了数以亿计的巨大贡献，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功不可没。
李俊表示，同样，他的哥哥李修武也是一个本份的农民，多年以来，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何罪之有?他所涉嫌的罪名没有一个成立，家属成员魏文清、台士华、郑欧、李少平等仅仅是俊峰集团公司一般管理人员而已，对他们的所有罪名都是杜撰的。他们分别被以所谓的“妨碍公务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隐匿会计凭证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卖淫罪”，等十余项罪名指控，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如果他们承认了，也是屈打成招，也是违心的，一定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威胁的结果。
我认为，上述这些人可能有犯罪行为或错误，我一时无法调查，但如果把他们笼统地打成黑社会，是否符合刑法294条的规定?这方面赵长青教授在黎强案的辩护辞中有精辟的论述，他提出的三个界限，即黑社会组织与这些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司之间的界限，黑社会实施的组织行为与公司的行为之间的界限，“一罪与数罪”之间的界限，这是人们动悉此案真谛的锁钥。
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李俊是一个在家庭教会受过洗的基督徒，他虽然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自身的清白，但并不能抵消重庆警方对他的通缉，他把暂时免于坐牢的奇迹归功于信奉上帝。
他说，像他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都在重庆这场文革式的运动中成了薄熙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他能够活着出来，更是绝无仅有，这是因为他受到了上帝的眷顾，也是因为他向来拥有一颗博爱的心，上帝保佑他逃离了重庆这座人间地狱。
现在，他已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认为，必须向国际社会讲出真相，才能获得难民身份，但开口讲话又怕薄熙来搞株连九族，他对我哭诉说，他非常担忧和惧怕，一旦事情曝光出来，薄熙来政权会变本加厉地串通司法部门栽赃陷害家人，包括已被逮捕的罗淙(妻子)，李修武(哥哥)，台士华(侄子)，魏文清(侄女婿)，郑欧(侄子)，郑毅(侄子)，在逃通缉的李少平(侄子)，左衡(侄女婿)，李显峰(侄子)，司机张子汉等。
对未来的前程，李俊时而充满信心，时而悲观失望，他痛哭失声地说，可能余生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因此，要借此机会拜托我对他们说出最后的肺腑之言：
妈妈，您已经88岁了，我不能在您生病无人照顾时给您端茶倒水，不能在您的床边服恃尽孝，或许我再也不能见到您了，以后只能沉醉在梦里，让您抚摸我的脸庞，儿子不孝，望您原谅!
妻子罗淙，是我连累了你，使你为我受苦，你是我心目中最善良的人，也永远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如果有下辈子，我还会娶你为妻，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一定要坚强的带着女儿们走下去，抚养她们长大成人，让她们做有理想有抱负，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女儿李雯景，你是全家唯一生活在美国的人，你一定要完成学业，不要因为家里的变故而丧失信心，如果爸爸遭遇不测，你就是爸爸最大的希望，一定要引导和帮助两个妹妹多学知识，告诫她们不要灰心，学会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二女儿李纹萱和三女儿李玥旋，你们都还年幼，很多事情还不懂，但是相信爸爸，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以前，爸爸一直教育你们要一心向善，努力成才，以后就算爸爸不在你们的身边，你们也要一样，化悲痛为力量，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的哥哥李修武、李寿盘、李冬林、李修龙、姐姐李金莲、李放莲，是因为我知道了很多重庆黑打的内幕，才给你们带来了灾难，如果我惨遭杀人灭口，请不要悲伤，我们来生再做好兄妹!。。。。。。
读了以上这催人泪下的文字，我禁不住悲从中来，思如潮涌，回想10多年前我自己一家人的遭遇，感慨万千，只因我在香港发表了3篇批评薄熙来的文章，就被捕入狱，不仅坐了5年多的冤狱，而且还被软禁了3年，此案导致直系亲属多达3人悲愤成疾，先后死亡，我们一家人不得不移居海外，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啊!
因此，我感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管，我移居海外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我不想再给亲友带来麻烦，特别是我深知自己的电话和电邮，都已经被他们监控和监听，我的电脑系统被特务多次摧毁，我外出也常被跟踪，也得到了他们明确的警告和威胁，但是，若不如实披露李俊案的真相，不仅他本人必定最终会成为第二个李庄，而且，薄熙来有张海洋等军界高官的支持，有可能成功地发动军事政变，夺得中南海的最高领导权，进而使“重庆模式”演变成“中国模式”，那么，中国将陷入巨大的万劫不复的文革灾难之中，无数企业家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愿意转达李俊的肺腑之言，他请求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营救他，这就等于救出了重庆打黑“黑打”的铁证和活证，就是为了挽救中国，避免文革重来而做出了一点贡献。
2011年7月9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