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准确查清的事实。近年国内的研究者根据饥荒前后的人口普查资料，推导出死亡人数在三到四千万之间。除了自身经历，我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参加这场讨论。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灾难再延续个把月，我大概就不会生存下来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发育，定量粮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没有任何定量供应的五六亿农民们是怎样逃出生天的。
在官方，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就在最严峻的时刻，报纸上还是在欢呼“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当饥荒过去后，政府才承认过去的三年中“遇到了严重困难”。一开头，这“困难”的原因，据说是特大自然灾害连续三年袭击了全国。后来咱们和苏联老大哥破脸后，当局又告诉人民，原来苏修也是罪魁祸首。他们逼着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还债，儘管那债务是我们为了援助兄弟的朝鲜人民而欠下的。苏修趁人之危，企图以逼债使我们屈服，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终于度过难关，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此，党的公报欢呼道：“过去三年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写在教科书里，成为每个学生必须倒背如流的必考内容。
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尽管饥荒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由于新闻封锁，我以为我们遭受的只是局部灾害。虽然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全国都一样“困难”，但那时饥饿已成记忆，痛苦正在澹忘。而且，我也和别人一样，以为是老天爷和全国人民过不去，却从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国是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地形地貌又如此复杂，一切自然灾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更不会延续到三年之久（据国内最近披露的气象资料，那三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从那时起，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是我本人，都变成了最热心的气象学爱好者，密切注意天气的任何微小变化。以后数年中，当我们见到久旱后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后的第一线阳光之时，洋溢在心头的狂喜真是无法形容。
尽管如此，大饥荒的惨痛记忆还是刻在了每个过来人的心头，深刻到无法用谎言轻轻抹去。中国幅员辽阔。在过去，饥民们总可以离开家园，到别的没遭灾的地区去乞讨谋生。然而在我们现代的全国性大灾难中，饥民们却上天无路，入地有门。人民没有封建时代享有的迁居自由。即使他们能逃离家乡，哀鸿遍于全国，他们又能上哪儿去投奔乐土，上哪儿去找个有口余粮的人乞讨？
于是，当农民“忆苦思甜”之时，他们就一定要回忆起这段恐怖岁月。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请老工人和老贫农忆苦思甜成了“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忆苦会一般是请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工人或老贫农来，在会上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富有口才的演员，知道何时应该泣不成声，何时应该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唤起听众那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可惜这种专业人士培养起来既不容易，自然也就并非随处可得，于是很多时候各单位便不得不找业余票友来顶上。在那种场合，那请来的贵宾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忆，想起他一生吃过的最大的苦头，生动地讲述他或她在“饿饭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队时，农民们还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饿饭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忆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时为了医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去“寄读”了半年。所在的学校到农村参加劳动时，班上的团支书决定带我们去“访贫问苦”。他从大队干部那里查到了马大爷根红苗正，旧社会是雇农，如今仍是村里最贫的农，于是便率领我们访问了他的家。他家里果然是穷到无上光荣的程度，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用根长竹竿在屋里舞半天，都碰不上什么家什。”
“马大爷，”团支书开始了，一边打开了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你家（注：这是南方话，相当于“您”）解放前是干什么的？”
“嗯，我是雇农，是土改时农会那些杂种给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沉老爷家的三亩水田，他家（注：南方话，“他”的尊称）在土改时给那些杂种毙了，唉，好人不长命，长命无好人。你家瞧，那个Ｘ巴农会里就冒得（注：“没有”之意）个好种，先是赵金财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勾结了几个光棍，哄着工作队说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那倒不是假话，吃喝嫖赌再加上养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还有什么Ｘ巴钱！就这么着当上了那个Ｘ巴农会的主席，弄了几条Ｘ巴枪半夜三更在村头打了两枪，装成是土匪来了，吓得我背着我妈和村里的人跑出几里地去，一夜都没敢回村。这几个杂种趁乱摸进沉老爷家去要钱要金子，给慢了一点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来。后来工作队把几个杂种五花大绑捆走了，另外弄了几个人在那个Ｘ巴农会里充门神。就是这几个杂种毙了沉老爷，说他家是恶霸地主。唉，你家说说这是么子世道：抢人的不毙，挨抢的倒给毙了！……”
我那时刚过了听力关，马大爷那生动丰富的土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好在国骂都是大同小异的，他老人家对那些“杂种”的鄙视是决不会弄错的。这让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和贫雇农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听力问题的同学们更是震骇莫名。团支书赶快把话岔开：
“你家还是讲讲解放前受的苦……”
“苦？么子苦？你家说么子话！人家沉老爷对我们可好了，哪像大队干部那些杂种，动不动就跟你横眉立眼的，就像你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前两天我跟队长那个杂种还大吵了一架……”
“给地主当长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饿……”
“挨饿？每到开镰前，他家就要把我们作田的个个请到家里去，……”他越说声音越小，呆呆地望着空中不作声了，一边使劲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结便在筋筋绊绊的脖子上上下移动。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们的书记非常固执，一定要诱导出个理想的结果来，“一年就那么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说么子话！那为什么那些杂种干部连小恩小惠都不给你？前两天我和队长……”
“马大爷，”书记赶快又打断了他，“还是讲讲旧社会的苦吧。平时你家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你家肯定挨过饿，讲给我们听听吧，马大爷！”他几乎要乞求了。
“我当然挨过饿！哪个冒挨过饿？‘饿饭年’那年，哪个不是饿到趴牆？人死得就跟秋后的苍蝇一样，老赵家的二宝，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个不是活活饿死的？可怜李朝他奶死前还说：‘李朝他爹，我别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汤…’她根本不晓得李朝他爹早就饿死了，只有李朝他妈在旁边抹眼泪，那堂客也就只剩口游气了，到么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吗？”团支书精神暴长，两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锹下去挖出了金矿。他奋笔疾书，“英雄”钢笔几乎要划破了笔记本，“‘小白菜汤’，好！这个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这么多人！马大爷，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饿饭年’！”
“那是一九几几年？哦，那是民国几年？”
“么子民国！那是大跃进后一年还是后两年的事！你家瞧，开头，那些疯杂种不准我们回家，说什么要学张飞夜战么子卵的马超，让我们连日连夜地作田。夜战，夜个卵战！哪个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见远远的手电筒光，就是那些杂种来检查了，你就只要扯长脖子地吆牛，他们就想着你还在犁田，转过屁股就回家睡觉去了，根本不会过来看看，那些懒杂种！连大牯牛都要睡觉，那些穿裤子的畜生连这点事都懂不起！
后来他们又要我们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来往深吧。一挖那么深，水就冒出来了，田都变成了池子，还种么子卵庄稼！那些杂种又说每亩要施一万斤肥，你家说说，哪个作田的听过这种事？那一万斤肥施下去，起码要把田垫得跟田埂一样平！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戏，你搭戏台干么子？杂种们还真是搞了个么子Ｘ巴实验田，硬是往里头倒了一万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像堂客们纳鞋底，结果秧苗全挨肥料烧死了，么子Ｘ巴都没长出来。你家猜人家怎么办？杂种们让我们把几块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到一块里头去。那谷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压不弯，过后那些杂种就领着大脑袋们来参观，说所有的田里的谷子都长成那个样子！那些杂种！没一个是好作家（注：“作家”：庄稼汉之意），舔起屁眼来倒个个是行家里手！
以后又疯出么子卵的土高炉来，杂种们抢走了我家的锅碗瓢盆，砸碎了塞进那个Ｘ巴炉子里去，全村的人男女分开，新结婚的堂客都见不了老公一面，编成么子营连排，调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战钢铁。天天正事不干，围着一堆破炉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疯，谷子烂在田里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动的回忆就在这儿被咱们的书记粗暴地腰斩了，他满面溅朱，带着我们火速撤出了马大爷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郑重通知：根据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谓的“雇农”马某某其实是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沉某某的忠实走狗，是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大家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类似的“阶级教育课”我后来又上过几次，但教师们都没能像第一位那样，能够长篇大论地讲演下去。最后一次教育是当工人时接受的，那位厂里请来的老贫农刚讲了个开头就给革委会副主任打断了。不过老人家挺固执的，坚持说他一点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历数村里的谁谁是怎么饿死的，直到机灵的电工切断了麦克风，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传。后来我到北京去念大学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接受过类似的“阶级教育”，说明那决不是局部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