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映的生父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中共建政后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左右摇摆李维汉 极力讨毛泽东欢心
一九二一年，李维汉用别人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窗。中共党史资料上记述的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建立的“革命团体”湖南“新民学会”，就有李维汉参加。
一九二一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时，李维汉正在法国留学，没有赶上，但次年他即与周恩来及李鹏的舅舅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建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不久，邓小平到了巴黎，在上述三人的影响下步入“革命阵营”。
一九二五年底，李维汉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但因为闹得过份，被陈独秀制止。于是他又认为“现在的农运确实是太左”，开始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纠偏。没过几天，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他又转向左倾。但他的报告又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中共五大上被陈独秀扣发。从这开始，他一生中都在革命队伍里左右摇摆。
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因为跟随毛泽东等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而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他又因为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而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到苏联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一九三三年四月，李维汉回国，重新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忠实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表了批判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文章讲话，使自已在中共路线斗争史上又多了一个“历史污点”。
到延安以后，在一九四三年的“审干运动”中，他因为秉承毛泽东和康生的旨意错整了许多人，事后被人把“扩大化”的罪名接到他自己身上，又一次犯了“左倾错误”。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李维汉担任中共统战部长，极力为毛泽东出谋策划。
中共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对在中国大陆是否实行苏联那样的联邦制拿不定主意，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时，李维汉受宠若惊，苦思多日，向毛泽东提出了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像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应该实行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不久，李维汉又发明出了一个民主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的理论，结果被毛泽束指责。
于是，他又提出了一个“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议，再次受到毛泽束首肯和中共政治局的通过。事后，李维汉又把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总算是为毛政权立了功。
此后不久，李维汉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八大上，他再次晋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七年，随着中共“反右”斗争的开始，李维汉紧跟毛泽东的部署，在统战部门把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打成了右派。
即使这样，毛泽东等人仍嫌他左得不够。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统战部开始进行所谓“政策思想检查”，正在外地养病的李维汉不得不回到北京就“对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做检查。
一九六四年，李维汉又被扣上推行“投降主义”的罪名，在自我检查中，他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当年十二月，他被撤销统战部长职务，不久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文革”中，李维汉被批斗四十余次，关押八年之久，七五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七七年底才回到北京，一九七九年三月才被正式“平反”。
李维汉追随毛泽东几十年，且一生为中共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呕心沥血。
但按毛泽东的标准，他在中共历次所谓党内路线斗争中，至少犯过五次“左”的错误，五次“右”的错误，以至在七十岁高龄的时候，还要忍受着耳癌的痛苦登台接受批斗；七十九岁高龄时，才被毛泽东批准从监狱放出，实在是中共党内台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最典型的牺牲品。
他在晚年时终于看出共产党里的问题。“四人帮”倒台后，曾有中共的康生专案组找他了解康生的情况，他说：康生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我们共产党的问题，看来我们党里就是康生这样的人才有市场。
从这一点出发，李维汉临终前几年到底在共产党里做了两件大好事。其一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当时李维汉还没有正式获得平反，但他看到会议文件后立即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写信，提出对右派不但要摘掉帽子，还应该进行甄别平反。不久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
不幸的是，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步入政坛后，却从反面总结了父亲革命一生的经验教训，认为起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终归比右好，所以随着官阶一步步的高升，思想和行动也日益趋左
娶邓小平前妻 差点改写近代史
李铁映的生母金维映，原名金爱卿，一九二四年前后，当时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项英、郭沫若等人前后到定海治病休养，金维映接受了他们的赤色宣传，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党后成为中共定海领导小组成员，曾在家乡带动盐民并组织和发动盐民斗争，并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带领盐民当场打死盐霸。
金氏曾分别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O年坐国民党监狱和上海英国租界的监狱，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后，先后任中共雩都县委和胜和县委书记，是中共当时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金维映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是当时女共产党人中，职位最高的一个。
中共的史料中描写：金维映长着又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白净、清秀，行动利索，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可能是她被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看中的主要原因。一九三二年，金维映嫁给邓小平。
一九三三年三月，李维汉奉王明之命从苏联回国，四月到达江西苏区，立刻在中共中央局主办的《斗争》报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全面清算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李维汉主持的清算大会上，金维映竟亲自登台发言，揭发邓小平的“严重罪行”。事后，金维映即与天天痛哭流涕地写检查的邓小平分手，投入了李维汉的怀抱。结婚后，立即被李维汉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一九三四年又高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苏区红军决定实行所谓“战略转移”即后来的“长征”。当时，所有中共苏区干部都被列为三等，一等是走，二等是留，三等是杀。而这个名单完全是由组织部长李维汉制定。
曾任过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当时苦苦央求李维汉，也没能被恩准为一等，虽然后来没有被列为三等，但到底还是死在国民党手里。
开始，毛泽东的名字也被划在二等之列，后来经过争取才获准参加了“长征”。如果李维汉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再坚持一下的话，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由于李维汉的关系，金维映成为中共从江西选拔的参加长征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在中央纵队休养连任支部书记。
中共的史料记载，“长征”途中，有一次走在休养连前的中央纵队司令部，在一个村落里安营扎寨，找到较好的房子给首长安排睡觉，并杀猪宰羊，准备大吃一顿。
休养连走到这里后听说他们的宿营地还在前面十几里的地方，金维映立刻领着休养连的女将们大吵大闹，担任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赶紧陪着，小心给休养速腾出地方，并把好吃好喝都给了他们。由此可见金维映当时的权力之大。
李铁映幼年丧母，被疑为小平骨血
一九三六年，金维映担任了中共抗大女生大队长，当年九月，在延安为李维汉传下香火。据说李维汉要按照本家族谱给自己的后代用“铁”字取名，金维映也要求将自已名字中的一个字放在孩子的名字里，这便是李铁映名字的由来。
李铁映出生一年左右，李维汉即把金维映抛弃，另寻新欢。
或许是出于对李维汉的记恨，或许是出于对邓小平的负疚，金氏后来变得精神不正常，一九三八年被中共送往苏联“疗养”。
一九四一年底，莫斯科遭德军飞机轰炸，金维映和中共前总书记博古的夫人刘群先，被疏散离开莫斯科，从此杳无音讯。不知是被炸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失踪。
一九八七年，随着李铁映突然冒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城里到处传说他是邓小平的亲骨肉，说金维映当年改嫁李维汉时已身怀有孕。
好事者还从面相上分析说，李铁映与邓小平多有相似之处，但同李维汉相比，却难以找出共同点。
从中共公布的李铁映的出生时间来看，这种说法似站不住脚。
一位多年从事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海外学人分析此事说：海内外对李铁映是邓小平骨血的说法，第一依据李铁映的生母曾是邓小平的妻子；第二依据是李铁映的冒升必然要有邓小平这样的后台；第三依据是长相与邓小平有相似之处。
虽然从中共公布的李铁映出生年月上，可以排除他是被金维映怀孕在身时，离开邓小平改嫁李维汉这一种可能，但李维汉为什么在李铁映出生后不久，即把当初利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才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妻子又轻易给抛弃了？除了“喜新厌旧”，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如今金维映、李维汉均已作古，能说清这件事情的只剩下邓小平一个人了。但无论李铁映到底是何人骨血，邓小平是绝没有可能主动向外界解释这类事情的。
大陆一九八九学运期间，大学校园里流传的中共高干世袭表里，就有关于李铁映是“小平同志骨血”的“考证”，再加上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是“最大官倒”等内容，都被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汇报到邓小平处，招致邓小平一怒之下，将学潮定性为“政治动乱”。
六四结束大搞“动乱清查” 带头高唱红歌
一九八八年四月，李铁映在七届全国人大上出任国务委员，并接替李鹏原来以副总理名义兼任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则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接过了李铁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兼职。
一九八九年“六四”刚过的那”段时间，是李铁映公众形像最恶劣的一段时间。六月中下旬，李铁映在中共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上的露面率颇高，连续多次播放他在北京各中、小学游说“平暴的伟大意义”的镜头。尤其是他脖子上扎一条红布，小丑一样领导着一群有气无力，甚至头都不愿意抬起的中、小学老师齐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时，形像显得十分滑稽。
此后，经李铁映亲自批准，中共“平暴”的“伟大意义”被编入北京市小学课本。同时，李铁映还大会、小会地强调：高校讲坛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不愿意宣传社会主义的教师可以请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学生可以退学。甚至说“不能与西方大学进行比较，我们的学校再落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种言论已经同“四人帮”时代的极左论调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李铁映严格下令“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讲台”，所以六四后大批高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此失去饭碗。当时，虽然大陆所有地方和单位都在搞所谓“动乱清查”运动，但搞得最过火的就是李铁映和何东昌手下的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教系统。
李铁映说：“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坚持“两手硬”。经济建设上要防止左，精神文明建设上则要警惕右。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场所，所以时刻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