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入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鲜明的求实精神
实事求是,为汉语语境中最经典的科学话语：“求是”是人类智性的终极目标,而求是的必要前提是“求实”；《管子》显示着鲜明的求实精神。其脍炙人口的第一警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精神文明是建筑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天下大治的第一要件,在此,《管子》的精辟概括,是诸子百家所望尘莫及的。春秋诸侯蜂起,群雄逐鹿；管子为何能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在于其始终高扬着求实图强的精神旗帜。管子所强调的治国方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怎样才能富民呢？国家须运用经济杠杆,提高粟价,刺激农业生产,粟多则民富国强。《管子》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其次,《管子》的求实精神,还体现在“言实”关系上,强调臣对君不得“言过其实”,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情；明君主要以法按其言而求其实,“言而无实者诛”——言过其实即为杀头之罪。反之,明君对百姓的“圣心”,也应该是“实也、诚也、厚也”；且明君“公信力”也是建立在“求实”基础之上的；好虚名则无其实,“无实则无势”,即无实,失去百姓信任,就失去了君王的威势。再次, 《管子》还注重一般“名实”关系,强调名实相生,按实定名,名副其实；“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求实、务实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其不仅敢大胆言利,且还积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刺激生产；那些重粟、煮盐等富民强国的求实之举,使齐国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雄踞五霸之首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管子》——先秦首部“实学著作”。
丰富的科技知识
李约瑟为何能捧着《管子》而步入中国古代科技殿堂？因《管子》中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矿藏,此为其求实精神外在的知识形态化。首先,令今人赞叹不已是《地数》篇中记载的矿藏知识：“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山之见荣者 ”,就是不同矿藏在地表显示出不同矿苗,是矿苗与矿物、表里共生现象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磁石”最早记载之一。其次,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有了五谷、桑麻、六畜的有序记载；“四种而五获”（四年五熟）的复播记载；农业生产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的明确记载；尤其对农业生产工具的详细记载（耜、铫、镰、耨、椎、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已相当完备。再次,《地员》中还载有极为宝贵的植物生态学知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由于山地高度不同,温度各异,水分分布各异,而造成了植物垂直分布现象,由低到高依次为十二类：叶、郁、苋、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对植物生长与地理环境的对应关系作了深入观察与较为科学的说明,与当代植物学相吻合。最后,对生命起源的认知,《水地》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 诸生之宗室也。”水为生命之起源,且认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是父母精气合成的,而精气的物质存在也是液态,生命初始态似水流而成型。另外,在《地数》中记载：人的饮食是“无盐则肿”,这是关于“缺碘人体会浮肿”的最早病理学记载。以上载于《管子》中的科技知识,在世界科技史上均占有独特的首创地位,《管子》——先秦唯一的“科技全书”。
清晰的数字化思维
科学的核心就是实验与数据；《管子》中的数字化思维尤为突出,其治国安邦的大政方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清晰数字化思维基础上的：用数据筹划,用数据分析,用数据说事。数学起源于应用,《管子》可谓古代“应用数学”之祖,数字化的表达比比皆是。正如《七法》篇所云：“不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即要成就大事业,不懂得数字计算是不行的。如《揆度》说明天下地势是“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天下水占到十分之七,陆地占到十分之三。《地数》又云：“地之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其出水者8000里,受水者8000里；出铜之山467山,出铁之山 3609山”。固然这些数字化表达还不甚准确,但在当时能有如此清晰的数字化思路的确难能可贵。又如其对“国有余藏,民有余食”的数字化论证：农民年耕 30亩土地,就可解决吃饭问题,按丰歉年景平均计算：一亩地一年收获一石,则此人就有30石的粮食,瓜果蔬菜收获相当10石,糠秕六畜相当10石,此人一年就有相当50石的粮食收获,粮食就有了相当的积蓄,社会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又如其对农业生产季节的把握：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于雨水后25日；冬至后60日为惊蛰,75日为雨水,而最佳的春播时间,不能超过冬至后的100天,只能在雨水后的25日适时进行；故君王在这25日内绝不能扰农。另外, 《管子》中除有大量整数计算外,还有不少分数、倍数、比例的表述,还有大量度量器、度量单位的表述；更可贵的是,《管子》是先秦典籍中引用乘法口诀最多的,共8条之多；故《轻重戊》云：“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提出九九乘法口诀是伏羲创制的,虽不能算科学的结论，但“九九之数”的概念,为《管子》首创。《管子》——先秦最重要的数学文献之一。
明确的分类说明
分类说明,是科学传播有效方法之一,它可较准确,条理地传播型态化的科学认知,给读者以清晰、深刻的接受印象。《管子》中此类说明文字颇多,准确地抓住事物“同中之异”的表征,根据一定标准,对事物作出原创性科学认知与分类说明。如《度地》篇根据水的源流、归宿不同,在人类认知史上,第一次把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五类。即出于山而流于海者叫经水,从它水分流入于大水者叫枝水,从山沟里流出来的水叫谷水,从山沟里流出又汇集在一起的水叫川水,从地下涌出而汇聚一起的水叫渊水。以上对不同水流的划分,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但在先秦典籍中实属首创；其对水流特征宏观上的把握,标志着人类对水的科学认知迈出了理性的一步。又如《地员》篇对土壤的认知，将土壤划分为上、中、下,然后根据其地势、肥力、土性、地下水位的不同，分别说明上土有粟土、沃土、位土等；中土有壤土、垆土、壏土、沙土等；下土有犹土、殖土、凫土等。不同的土壤可生长不同的树木花草,可种植不同的庄稼与经济作物,因地制宜,才能地尽其用。再如,依据山地高度不同、地下水位深浅,将泉分为悬泉、復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凿地2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悬泉,其上可长樠树；凿地3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復吕,其上可长柳树；凿地5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泉英,其上可长杨树；凿地14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材,其上可长格树；凿地21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侧,其上可长榆树。2600年前,作者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已经具有了如此清晰的分类思维趋向,这在人类科学认知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管子》——先秦类化认知的标本。
纵观先秦典籍,《管子》是蕴含科学思想与科技知识最丰富、求实精神最突出、数字化思维最鲜明、分类说明最清晰的一部,集中体现着管子2600年前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被称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当之无愧。（稿源：《科学时报》王建堂）
《管子》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著述总集。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於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於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稿源：百度知道）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
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选士,胜。”（《幼官》）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
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进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 ”（《霸言》） （稿源：新华网 千龙军事）
《管子》显露的商品价值科学幼芽
管仲即管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思想家。一般认为,《管子》一书除了追述管子的言行,也包含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所阐述的看法,及可能掺入秦汉时作品。《管子》一书中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学者的著作中是异常杰出的。
《管子》距今尽管已经2000多年,但是作为该时代经济思想家之翘楚,就如其他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达到的思想上、学术上的高度,仍然是后人倾心敬仰的。并且,2000多年后读这些伟大学人的论述,依然不乏重要启迪。
《管子》的经济思想的重点,是以国家掌控的经济、行政手段,运用著名的“轻重之术”,造成一定品种商品的严重过剩或匮乏,导致这种商品的市价大幅度提高（重）或下落（轻）,以使相应部分的收益转移至国家财政,促成当时的齐国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这部分内容本文不作评述。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当《管子》以轻重之术为中心阐述经济思想时,商品价值的科学幼芽,于不经意间隐约显露。对这些思想的火花,客观地作点分析,是富有启迪的。
一、垄断性价格与平价
“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而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354页,岳麓书社,1993年出版）。
“……各家粮仓的全部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财用不足,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370页）。
国家（政府）主导,通过控制一定品种商品供给或需求量的急剧变化,造成该种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或下跌,以此为手段实现国家适度聚财的目的,是管子轻重之术的中心点。但是管子知道,急剧涨价或跌价是相对于平价而言，平价是在正常条件下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基础性价格。类似地,当代西方经济学以供需曲线的变化解释商品价格的变化——但是,当供给与需求大致平衡时的价格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西方经济学是避开了这个问题。可是,只要人们不只着眼于经营问题或宏观管理（调节）问题,而是试图思索更基础性的问题,就难以避开回答供需大致平衡时商品价格的本质问题。这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众多学人诟病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各种商品的平价,就如在与之不同条件下这些商品的高昂市价、低廉市价,在现实社会里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形态；对商品的平价的深入思考,则是通往科学地分析商品价值问题的必经门坎。
二、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
“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
在与各诸侯国同类商品的比较中计算筹划物价标准时,并非一定是以商品的平价为直接的依据。就管子讲,很大程度上轻重之术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但对于绝大多数种类商品,此时商品的实际市价与平价相差不会过大。而“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相当”,势必引导到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性条件。这个基础性条件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商品生产的成本问题。
三、商品工本
“商品遇上落价,只收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
“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的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这就使得在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不敢行走,钱财也不敢放在手里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
如果眼里没有商品的生产过程,局限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商品的涨价包括急剧上涨,以及商品价格的急剧下跌,即使从长远来看也没有内在的制约因素了；商品的平价不但不可理解,也根本就没有平价概念了。可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商品的出售（供给）,必定受制于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受制于商品生产的成本。这和人们种种主观想象、幻想毫不相干。实际上,这样的客观制约,对于所有的商品交易者同样强大、无情。不但商品的出售者离不开商品生产中生产成本的制约,商品的需求者也离不开商品生产中成本的制约。因为所有的需求者,其握有的用于购买商品的价值额,归根结底是实际的生产总额的一部分。
管子所讲的工本,是着眼于社会生产整体。这与管子关注的经济重点有直接的联系。已经指出,管子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围绕着增强国家（政府）的财力进行。这使管子关注社会生产整体。管子讲工本时也是如此。
由上面的两段引文可知,管子看到了,社会的生产额必须大于工本额。这对于一个国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生产额大于工本额越多越好。尽管管子是围绕着社会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的强弱进行论述,但不仅仅如此,看清这一点,科学上同样十分重要。管子论述已经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作了重要铺垫。当然,对于工本与社会生产总额的确切、全面关系,还不能从管子的论述直接引申出来。
生产成本与社会生产总体的内在关系,及其与商品价值的客观联系,可以魁奈的经济表为例。从表面上看,魁奈并未对商品的价值问题有明确的论述。但是魁奈的经济表中,年预付、原预付，从而相应数量的劳动者和投资额,与社会总产品价值具体的数量关系,实际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了商品价值的构成、新价值的来源、商品价值的实质等根本性问题。
诚然,管子离这样的学术高度距离尚远，但其表露的经济科学萌芽,依然十分宝贵。
四、货币：一般等价物与货币等价物
“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千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能来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千金上下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千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朝拜了。发簪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璆琳和美石琅玕,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 ”（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362页）
读过《资本论》的人可以知道,马克思论述货币,是从个别的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再到货币等价物。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理论上合乎逻辑的叙述,而且反映了货币演变的客观进程。关于货币的这一段《管子》引文表明了,先秦时期,虽然铜或金已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但是,珍珠、象牙、皮张、玉石等商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仍然是可能的。由珍珠、皮张等个别商品均可充任一般等价物可知,完成金或银作为货币等价物的转变距离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