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对最近广东新塘等地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作了报道。美联社说，群体性事件多由社会不公、执法人员滥权和群众申冤遭压制所导致。
据美联社报道，继广东新塘镇治保人员殴打一名摆地摊的孕妇而引发长达三天的群体抗议活动之后，星期天广东增城又因民工遭警察粗暴对待而爆发新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愤怒的群众将抗议现场的救护车付之一炬。美联社说，中国的暴力抗议行动最近几个星期似乎尤为激烈，而群体性抗议事件多由社会不公、执法人员滥权和群众 申冤遭压制所导致。
英国工商会首席中国顾问吴克刚博士表示，群体性抗议事件一直都有，而原因是多方面的：
“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最近群体性事件比以前多。我的感觉我接触的群体性事件一直都有，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因为这些年在大规模地搞一些基础建设并涉及到土地纠纷、拆迁的问题。一些执法过程里出现的群众不满的事情，还有就是种族纠纷，老百姓自己打架出现的一些问题。这里面各种因素都有。”
吴博士说，社会不公问题是导致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潜在因素：
“ 社会不公肯定是一个潜在的因素。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沿海地区和内地、西边跟东边、城市与郊区、固定民工都存在着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像以前毛泽东讲过的剪刀差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社会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下，改革开放过程里实际上最近不是五年计划特别强调要调整，我觉得也是调整的重要因素。一定要体现现在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能不能在分配上更公平一些。对社会底层的关心多一些。同时还有一个国家项目和地方发展的项目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政府怎么样做工作。上访制度怎么样把它透明化，把它更完善一些也是能解决老百姓群发群体事件的一个办法。”
贵州政治评论家曾宁也表示，社会正义的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不过他说，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富起来的:
“ 我想中国之所以不断的会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社会公正、公益缺失的问题。民众的心里有怨恨，所以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就很容易爆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提法本身没有错。因为中国在邓小平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应该说整个社会深受平均主义之害。但问题就是说怎么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是通过自己的勤劳、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才干富裕起来的，我想任何人都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社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往往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是通过钱权交易。实际上先富裕起来的这部分人大部分是权势者的子弟，或者是和权势有关系的这些人。缺乏社会公正，缺乏正义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导致这部分人才有机会有条件先富裕起来。”
这位评论家表示，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民众的事件屡有发生，从根本上来说，这与公权力不是来源于民众的授意有关：
“ 政府权力的来源本身它不是来源于民众的授予，不是来源于民众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它面对民众的各种诉求的时候，政府的职能部门必然就会本能地站在维护、维持即得利益的集团的角度。也就是维护维持政府政权利益的角度。这样一来民众的诉求和政府政权的结构就很容易产生对抗性的一种关系，暴力执法，在我看来是现行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在谈到民众申冤受压制情况的时候，曾宁表示，民众有冤情可以通过上访等途径来表达，但却往往没有结果：
“民众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包括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时候，的确它是可以申告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这种申告往往不可能有结果的。上访这种机构的设置，上访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可以起到对民众这种各种各样的诉求一定的缓冲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13号一篇社评， 对“有人鼓吹用暴力对待社会的不公平”加以抨击。社评说，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明确法治权威”。曾宁表示，所谓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明确法治权威”的判断与事实不符；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权威在“快速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