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并强调：“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因为要说话是客观存在，不说话不行，那就让人说，说完了心里也就痛快了，也不去街头闹事了。共产党也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的就听，讲的不对就解释，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贯作风。”“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我们宪法上有规定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有人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这些讲话让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为之一振，并纷纷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号召，向中央提意见，并对一些决策提出批评。然而，知识分子们没想到的是，这些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了引出异见分子罢了。
比如，最后一位儒学大师梁漱溟在一次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革命胜利进城后不关心农民问题，他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值得领导党引起注意”。后来遭到与会者的批判，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大会给梁漱溟回应的机会，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当场回应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毛泽东不但没有“雅量”，还相当“记仇”。历史学家林蕴晖在《毛泽东的性格和新中国的走向》一文中提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整整用了一个上午为他的“三面红旗”辩护，认为真理在他的一边。并且对反对者一一算起了老账：“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为我跟他闹别扭最多。跟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过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指林、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等，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错，把你们一批评，我就开心了！”对此，李锐认为：上海会议这一长篇讲话简直是可怕的伏笔。
随后，由于毛泽东的自大自负和拒不认错，由其亲自发动的大跃进，在1959年到1962年共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约3000万人，国民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多亿元。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已诏”的。但是，刘少奇的这番话毛泽东不但没有雅量接受，还坚定了他搞死刘少奇的决心。
对领导高层如此，对平民百姓如何？任复兴先生在《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中谈到大跃进期间，一位自称叫肖森的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其中对大饥荒情况的反映，对干部特权、走后门等现象，对军事与民生、农业与工业、学校比例的失调的失误，看得很准，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调整。而肖森洞察到的个人崇拜、对人民压得太严等根本性、体制性问题，则变本加厉，酿成了不久之后文革的悲剧。
公民肖森在信中提到：“军人多，不管是在城市、乡村、火车、飞机、轮船，到处有军人，而且占40％之多。我们养这么多兵干什么？他们什么也能买到，什么也能吃到，下面会怎样的呢？听听人们的态度。有下面的歌谣，这也可能是坏份子干的，但人们是有感触的，你们也可听听：黄皮到处是，吃饱没有事。我们饿着肚，果实喂猪猡。事实也如此，现在不但军人多，而且公安人员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现在我国处于一党专政，一切都是党员吃的开。在工作中，有极明显的例子，如不是党员的领头人几年不动，有些还换掉。而就是不动的一些人，也是有职无权，作什么还的请示支部，才能行动，否则就不行。因为吃不饱，山东曾有三、四次的群众运动，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饿死人的现象，如在东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民主作风。实际有些人是不敢说，并不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压制的这样呢？这你们也值得考虑。”
“我想你们也知道过去的历史发展的情况，作官者爱民。而现在呢，不管什么官，尤其是农村干部，恨极了。人常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实在是“管理的好”，否则早反了。再说现在对人民也太压的严，有一点不合的言语，就带一顶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国看到今年枪决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时对国家的政策想不开，说几句不利国家的话，却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党员在内）有话不敢说。”
按理公民给领导人上书，是完全合法的，但却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1960年发出“关于查找给中央主席写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要求彻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件“认为政府不关心人民生活，把大批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污蔑我国“好战”。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现将原文复制附发各单位，希结合当前以摸清各种危险分子开展的调查摸底工作，广泛寻找线索，认真核对笔迹，发现怀疑对象，及时报告市局二处。”一个普通公民给领导人上书，却遭如此陷害追查，可谓触目惊心。
据此，毛泽东还有什么雅量可言？一切不过是他所说的“这是阳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