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钱锺书先生预见到电脑在中文文献整理中的巨大作用，指令田奕女史等人开始研究。到今天，当田女史静静地把她们整理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一书摆到我面前，我才深深感觉到，她们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
《水经注》被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
自从一千七八百年前桑钦撰写《水经》，被北魏郦道元加上“注”成为《水经注》以来，由于他们所考据的中华民族当时地域河流人文历史相当详实，共311566字，被历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者奉为瑰宝，也成为经常被今天中国旅游文化经常被引以为据的源头。按郦道元本意，他是“考校诸书，以具闻见，今略辑综川流注沿之绪，虽今古异容，本其流俗，粗陈所由”（《永乐大典本水经注》P461）。这样一种严肃的学风与成绩，如果我们民族有他这样向前看的传统，能够沿着他所开拓的思路与实际调查的作风，过一段时间就出一部《新水经》，何愁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地理模模糊糊！
但最可惜的还不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新水经注》，而是荒唐地连这本并没有丢失的原《水经注》，也被二百年来的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了。宋朝残本不去说了，明朝最权威最庞大的《永乐大典》类书中，在卷11127至卷11141全文收录了《水经注》。全部是手抄，开首写明桑钦撰，郦道元注，每卷后有重录总校官名、分校官名、书写者名、圈点者名。《水经》本文用大号字书写，《注》用小号字书写。但手抄书就会留下手抄的毛病，例如错简、错字、漏字、难认字等。只要后人校雠得当，是容易纠正的。只是后来《永乐大典》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动乱，被连偷带卖和毁，现在存世的仅有八百多卷（在大陆仅存百余卷）。幸运的是《水经注》全在其中，但可惜的是被篡改了。
最大的篡改者是18世纪后期奉清朝皇帝命令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以及他的部下戴东原等。纪先生宣布“明以来绝无善本”，但他又以自称找到的明朝末年朱谋（土韦）的《水经注》做底本，然后用“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9史部地理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6月，P610）。此后至今二百年间，一直没有人见到有朱本出现，纪的话成为缺乏历史根据的空头支票。那么，纪先生所说《水经注》引用的《永乐大典》本，他自己真正见过和利用过吗？根据他在书中大量修改的内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并没有利用，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如此说法，只能从非学术角度去解释了。至于具体进行《水经注》校对的戴先生，更显然没有见过大典本，他根本就不是用大典本做校对的底本。他们施展一连串传统的“想当然”的本领，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自圆其说，《水经》本文与注之间可以随便换位，可以随意增添内容，可以随意删减内容。这些措施，还是在一套已经纯熟的引经据典的手法下进行的。但由于其代表皇帝的权威性，在不容质疑的前提下，这部乱编出来的《水经注》四库全书本，居然在中国文化史中风光百余年，至今似乎依然。
作为一部实证性很强的《水经》与《水经注》，面对这个版本，有没有中国学人试图从中国大地上实地考察其准确性呢？笔者所知有限，恐怕是没有。传统中国文人没有行为实证一说已经很久了。他们剩下来的只是从文字到文字的“考察”、“训诂”。殊不知，纪先生他们所玩的文字把戏已经登峰造极，以训诂对“训诂”，从训诂来，到训诂去，不管赞成派或怀疑派，结果是谁也没有钻出来。
怀疑的学者声音也时有，但直到20世纪初期，杨守敬先生做完《水经注疏》，也没有搞清楚其底本问题。 王国维先生，在1922年从归安蒋氏传书堂假得大典本《水经注》半部，拿来与四库本对校，然后发表文章，直接批评戴东原“不独原诬大典本”，“且有私改大典假托底本之迹”，“窃书之案，几成定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这是一种真正学者的态度与原则，并且据学者的良知而直言。
既然提出底本问题，关键就看能否找到大典本了。《永乐大典》散失混乱，这《水经注》大典本15卷8册早已经不在一个藏书楼中。（纪先生动用国家的力量也没有找到）偏偏近代中国出版界元老张元济先生有心，按照当时中国新史学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不单找到分落两处的大典本，并且全文影印出版。时间应该在1935年前后，他自己写的跋文中说，大典本《水经注》“分装八册，全书俱存，一无欠阙。前八卷今存于涵芬楼，后七卷为高阳李氏所得。余尝通假，并印入《续古逸丛书》”。“今见是本，祗有经注字分大小，并无所谓‘注中之注’。馆臣亲睹是书，且定为出自宋椠善本，自可直捷指明，据此以正赵（一清）之讹，何必隐约其词，使后之人纷纭聚讼，读者亦莫之适从，殊不可解。”“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也。亦读者之幸也。”（《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P521）张前辈给后人做出一个实际的榜样，但是依然没有压住相关的辩论。这也许恰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真理并不一定越辩越明”，而是纠缠在人际冲突中。如胡适先生就是另外一种代表。他一生钟爱《水经注》，但却一直为戴东原做免费的辩护士，一直到他的晚年。1952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时，他才部分确定说：《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戴东原也没有看到。”
即使到了今天，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杨守敬著《水经注疏》，还是重申抱残守缺的重要性，也才引发田奕女史等人在2005年开始探求此问题，其动因还是钱锺书先生早些年的指示。她们在基本全部浏览相关史书之后，选择底本问题为突破口。她们无疑是在继承王国维、张元济等大师们的事业，但是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呢？必须说明的是，她们与前辈不同之处，除了创新精神，还在于她们拥有了自己创建的扫叶公司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人依靠电脑，电脑又听从有智慧的人的指挥，她们很轻松地将大典本和目前通行本（1999年江苏新印本）在电脑中字字对应比较，于是清晰准确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的结果就摆在面前，结论丝毫不用添油加醋，最终也就有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出版。
显然，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有训诂学训练的头脑，把二百年来的《水经注》原本之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上了。原则还是老话一句：拿证据来。
年轻人们用电脑校雠的部分结果
田奕等人校雠的部分结果，先用一个表格说明（见表一）：
真是触目惊心！仅说《水经》本文被通行本认刻到《水经注》中的就有513条，5775个字，几乎占《水经》原文的一半。如果我们把通行本不符合大典底本的差错全部加到一起，就是有772条，8806字，也是惊人的数目。要知道，古人惜字如金，改一个字，就很可能将其内容改得天差地远。现在通行本改动近9千字，这书还能让人信服吗？
再换一个电脑统计出来的一卷书中情况（见表二）：
这两个统计，相辅相成，说明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古籍的重印工作，如果底本选择有不当，还是会重复古人早已经犯过的错误。而解决的关键，除了有知识的头脑，还要有经得起验证的电脑数字文献馆。
通行本《水经注》内容差错的缘由有三方面：
⑴把经文改到注中，把注改到经文中，增多内容，脱减内容，全是校雠者与领导者的主观判断。古代官修类书，其编纂体例带有皇权色彩，也由于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制度，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在清代更有文字狱的惨烈背景，令校雠者为难多多。他们只对皇帝负责，拿到政绩就行。他们不需要对读者、对历史负责。至于脱离封建社会的后人编校者就不同了，他们有责任。
⑵通行本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经文和注文增补190处，计1716字。增补主要在注文，不说明增补原因，更没有说明论证。增补的主要方法是抄引经典。这些增补内容，在大典底本中是没有的。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力？有什么根据在原书上自行增补？这也是训诂学的一个原则问题。他们自己要写一部新《水经注》，谁也不反对，但要把他们自己的东西说成是桑钦撰的、郦道元注的，可就违背了历史原则，越俎代庖了。
⑶古历史地理通过文字描述，这已经与实际地貌变迁难以相符了。更让读者难受的是通行本中除了增补文字，还有大量随意性很强的删改文字。特别是后来各注释家的见解，全都加进去，或说改进去，几乎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谁是谁非，没有原本标尺。注释的本意应该是给读者一个准确信息，或至少是参考信息，但这书里却变成考验难为读者的信息。由于各个例证太多太复杂，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一部电脑，在有智慧的年轻人的实践中，做成一个准确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便能够很轻松地把二百年来争吵不休的《水经注》问题准确到每一个字地分析出全新的结论，让人可查，更可放心地使用。这也就给现代训诂学提供一个榜样。正如田奕女史在书中序所介绍的钱锺书先生的总结，以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偏见，褊窄的正统观点，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官样文章’的草率敷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而现在是“因为有一条新路正在电脑前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