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三峡，是万里长江一段看似山水壮丽的大峡谷，最近，各界反对我的声音四起，令我内心深处十分的纠结。我怀着百分之百的歉意，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揭露出中共高层利用我进行的权力角逐和内斗，希望能还原真相的同时，也给我所热爱的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一个交代。
1992年，修建我的工程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只获得67%的赞成票，是直至当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议案中得票率最低的。其后，李鹏亲自出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压制各界反弹，并主持了开工、截流等仪典，企图邀尽号称“共和国动力心脏”的三峡工程之功。可在2003年，李鹏卸任总理及三峡建委主任后，却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将三峡上马之功“让给”江泽民，并声称“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订的”。当时，我下闸蓄水后的负面影响开始浮现，李鹏的“让功”之言，实际上是推卸责任，李鹏在其中起到的辅助负面作用也不能就此而一了百了。
李鹏的狡诈让我看到了党内斗争的硝烟弥漫，其实在80年代，赵紫阳做总书记时就曾向邓小平谏言，三峡工程对中国的诸多不利因素，也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此而持反对态度。可邓小平却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工程，正因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对才要修建，以此来显示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统治地位，而李鹏正是这场内斗中的一个棋子，他充当了党内权力角逐中的“门面”。
之所以李鹏“让功”于江泽民，真正的原因是他清晰的知道这是个“祸害工程”，将来万一出现异常情况，那也是江泽民的责任。无可非议，江泽民无限放大的欲望直接推动了三峡的修建，毫无办事能力的他却是一个好高骛远、好大喜功的人，为了给自己捞取政绩，但却不承担责任，他当时也想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主意，那就是当时在修建我的时候，不允许熟悉水利工程的专业人士来鉴定，而是让人大代表表决意见，并且只发给人大代表们支持修建的宣传材料，所以当时很多人是盲目投票。虽然最后我被表决通过，但从这件事上，也看出了江泽民的心机，他提前给自己找好了替罪羊，如日后修建问题的任何显露，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推给人大代表。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所言，修建我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共官方由一贯的对我歌功颂德转变成冷淡的态度。在官方媒体报道中就可以显示出来，从2003年的“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到2007年的“可防千年一遇洪水”，再到2008年的“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直至2010年的“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而最近，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并罕见承认，我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了不利影响，称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一定影响，要妥善处理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每一项措施都等于变相承认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也间接的表示，现任中共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有意的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撇清关系。
不可否认，是我导致了长江中下游无法再靠天吃饭，当前长江水面枯萎，因为水位太浅，长江管理处已关闭了武汉上游一段140英里的河道，禁止远洋轮船航行，长江的一些主要河道也比去年窄了160英尺。与此同时，湖北省水利厅称，由于持续干旱，全省已有千余座水库水位跌至“死水位”以下，水库有效蓄水基本用完。“死水位”指水库正常运行情况下的最低水位，只有在此水位之上，水库才能正常放水灌溉。从去年11月以来，长江中下游冬春连旱降水持续偏少，江西省的鄱阳湖的水位也降到了历史新低，湖面缩减82%，农作物损失惨重。
我是一个包袱工程，对人民以及生态环境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我却是被动的，因为我只是中共官方权力角逐的牺牲品，罪魁祸首是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我希望能尽早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使我深爱的这方热土上的人民真正自由的活在当下，那样，即便我终将被炸毁，也是笑着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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