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开始的那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看点很多，其中之一是运动中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兄弟开始对老大哥是趋迎崇敬五体投地，可是后来却一个个对老大哥翻了脸，有的甚至还大打出手。这种翻云覆雨的做派，就是那些厚颜无耻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都看得目瞪口呆。
拿中国来说，不用说，中国是苏联的小兄弟——从建党到建军乃至后来的建国，都得到了苏联老大哥无微不至的关怀，开始中共也对此感激再三没齿不忘，可是，当毛泽东翅膀硬了，就开始对曾经五体投地的老大哥翻脸了。这脸最先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翻的。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纂“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备理论依据。
这些活动，目的一个就是打击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进而与原先匍匐于地的老大哥苏联平起平坐不分伯仲。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 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线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 “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 “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经过这一系列准备后，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当然更直接更大范围的翻脸是斯大林死后的五十年代，不仅翻脸而且双方在边境陈兵百万，也还曾在珍宝岛大打出手，让世界看透了这对大家庭中哥俩的可笑。
有大哥二哥榜样在前，下面的小兄弟自然也就有样学样起来。咱们先来看看朝鲜。
朝鲜政权能够建立和维系，完全是依赖苏联的占领和中国的抗美援朝，自然，开始金日成对这两个在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的大哥二哥是感激不尽谄谀有加的。当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没有立即撤兵。当时朝鲜军队分为两派，一是亲苏派，一是亲中派——即中共在延安培训的干部。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上猛烈在批判斯大林，并借机指责金日成在朝鲜大搞个人崇拜。四个月后，金日成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曾要求金日成放弃个人崇拜。根据记录了当时朝苏两党会谈的苏共内部文件记载：苏共向朝鲜同志提出忠告，朝鲜劳动党存在严重错误，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金日成接受了苏共的提议，同意采取措施改正缺点。 苏联的动向使得朝鲜国内的延安派受到鼓励。延安派暗中策划对金日成的批判。实际上，从哪一方面看，金日成也不配担任朝鲜的最高领袖。1956年8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亲苏派的朴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公开向金日成挑战。
于是，金日成开始向苏联和中国翻脸了——其翻脸形式跟毛泽东如出一辙：都是以整肃国内的亲苏派和亲中派（又叫延安派）入手的。1960年代初期亡命韩国的前朝鲜副总理助理吴基完见证了延安派发难及失败的全过程：延安派的一位成员在朝鲜中央会议上刚一发言，立刻遭到金日成游击队派一哄而上的高声谩骂以至于无法继续发言，会场乱作一团。其他延安派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实际上金日成的卧底已经洞悉了延安派的意图，因此金日成迅即反扑，把涉及的延安派成员全部开除出党。当天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即逃亡中国，而崔昌益和朴昌玉被逮捕，后来在8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除名。
不久后，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先后访问朝鲜，两人都要求撤回对亲苏派和延安派的除名处分，因而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但金日成的清洗运动远没有完。到了1956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进行清党运动）。1957年，金日成借这一运动将党内的延安派、亲苏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系的残余一网打尽，延安派的结局不甚清楚，亲苏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者在此期间全部返回苏联。
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洗运动后，到了1958年3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从此，以其为主体的游击队派独占了朝鲜的领导地位。据统计，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而其余43人中大部分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亲苏派。 金日成还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后来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四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再来看看越南。越南建国跟苏联关系不大，但却可以说是中国一手扶持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后，中方在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来看，越南怎么也不至于走上“背叛”中国的道路。然而，事实上，跟中国与苏联关系一样，开始好得可以传一条裤子的越南中国，很快也彼此翻脸。
越共亲华派主力军基本上由早年在中国活动、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对中国 有深情的人组成；还有一部分虽然不是在中国活动，但倾慕中国革命事业，敬佩 中国革命家，有意或无意接受中国革命理论及军事理论，这些人后来也成了亲华 派。第一类亲华派由胡志明领班，成员包括阮良阴、黄文欢、洪水以及后加入的 武元甲等人。第二类亲华派由长征领班，成员包括阮志清、朱文晋、黄文泰、阮文灵等人。 越人民军创始元老中，则大多为亲华人物。自武元甲以下，有阮志清、朱文晋、 黄文泰、洪水（阮山），这些人都是越人民军创始元老。特别是武元甲一直为胡志明的爱将，加之战功赫赫，在越南党政军里的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到1969年，胡志明去世之后，越南党政军大权逐渐被黎笋集团把持住，而黎笋则是一个亲苏而又极端反华的人。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后，黎笋在越南党政军里安插了大量的亲苏势力。但由于，但有武元甲、黄文泰等将领撑着，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亲华与亲苏的平衡。但1972后，武元甲因复活节攻势的失败，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而由文进勇替代。此后武元甲虽然一直担任着越南的国防部长，但其实在军内一直走下坡路。 事实上，从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武元甲在越南党内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开始下滑。出于的一贯立场和越南的对外战略，武元甲对苏联一直很警觉，对黎笋完全倒向苏联一直颇有微词。 其实原来武元甲和黎笋两人的个人关系很好，但从1974年前后，两人之间就出现了问题。后来1978年，越南华侨开始受到不公平待遇，武元甲对此很不平，公开指责黎笋。 1978年后，中越两国分歧越来越大，一场危机就在眼前，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再次遭到黎笋的批评，武元甲大将因此也被暂停行使国防部长职务，由文进勇大将代理。 最后，当然就是1979年那场所谓“中越自卫反击战”了。
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发分分合合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哲人庄子在其《山木》篇中的这样一段话：“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什么理想，什么主义，全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