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了一顿“肉馅饺子”
我是在“抓纲治国”的年代被押解到监狱的——反革命罪，无期徒刑。
此前，已有过几年看守所的经历，对囚徒生活并不陌生了，也悉熟谙通些必须恪守的规矩。但监狱和看守所毕竟不同，在看守所里，只是一间斗室，囚徒们一天24小时朝夕厮守，惹不起，也躲不起。所以牢头叫“刚下火车的”（对新来的犯人的称谓）去抱便桶，你来不得半点犹豫，否则一通窝心拳脚会叫你找不着北。监狱的空间大了，况且要劳动，因此也有了表现机会，犯人可以凭借技能，捞些实惠。总之，转入监狱，我的心态还不错。尽管，以前读古书，也知晓“杀威棒”之类，但毕竟是耳听为虚。况且，新中国监狱，这些古老的陈俗还有吗？然而，我刚入监就尝到了一顿“肉馅饺子”。
那是1978年11月19日下午，我被送到了黑龙江省新肇监狱入监队。在黑铁门外，押解我的干警办完递解手续，我就由一名身穿囚服、戴着杂工袖标的老年犯人引导走进了黑铁门里。这个老年犯领着我，把我送进一个小院：砖墙，砖墙上面还有一道铁丝网，院门的大牌子上写着“新肇监狱入监队”。我以为这里由警员干部监管，岂料竟连一个穿警装的也没有，登记的、管事的、看门的、守院的，全是清一色戴着白袖标的犯人。
入得门去，两位横眉立目的犯人一声厉喝，炸雷般在头上震响：“把衣服全脱掉！”我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身在禁地，由不得自己，只好遵令一件件脱衣服，直到仅剩下条内裤，做人最起码的廉耻心使我停了下来。不料，背后的大汉一钥匙链便打掉了我所有的自尊，他一扬手，便在我的脊背上抽出了一道血痕。“他妈的，都是老爷们儿，你还怕强奸你吗？快脱光！”我只好把仅有的一块遮羞布也扒去。“走，去褪一褪煞气。”大汉又是一链子。
我被驱赶到一间浴室。浴池里已经放满了水，紫红紫红的，像是血水，没有点胆量，还真的不敢入这个池子；其实这是放了高锰酸钾的缘故。我知道，每名新犯人进监必经这一道，是为了全身消毒，防止传染疾病，于是便毫不犹豫就跳进池子。大汉咧嘴说了句：“他妈的，你小子还挺麻溜的，好像你不是头一回来。”我知道冒充“二进宫”的好处，便哄骗他说：“哼！不瞒您说，这地方我是常客了。监狱是我家、窝头是我妈，不常回家看看，我还真有点怪想的哪。”这一招果然很灵，我再出浴室时，那一钥匙链便免了。
回到原处，我的旧衣服已经被打好包了，挂着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小木牌，而另一套崭新的囚服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管理员递给我一张保留物品登记单，让我签字，但是上面只登记了我的衣服，我的其它物品都没有登。我犹豫了一下，后面的犯人催促道：“还愣着干啥，还不走哇！”我说：“还有东西没给我呢！许多食品，还有饺子……”（押解我的干警对我很好，临入监时给我买了好多食品。）
“想吃饺子？”登记桌后面的一个犯人,显然是头儿,朝几个彪形大汉挤挤眼说：“好哇，那就给他吃一顿肉馅饺子吧。”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被领进另一间光线很暗的空屋子，刚一进屋，后面一个粘蹄，就把我撂倒了，另几个犯人把我用绳索捆了，吊了起来，又娴熟地把一个头套套在我的脑袋上。这是一个特制的头套，是用厚厚的棉絮做的，戴上它，眼睛便被蒙住了，头部和脸部也被有效地“保护”起来。我还来不及辩白，便成了个拳击靶子，被他们“逛起了花园”，像个吊在半空中的沙袋，被击打得在空中摇摆。他们显然都戴着特制的拳套，我虽疼痛不已，却又没伤着筋骨。头套捂在脸上，我喊也喊不出来，我领略了一顿“肉馅饺子”。
大约有十多分钟，我被放下来，摘掉了头套，那个发令的头儿进了屋，歪头问我：“怎么样？还想吃饺子吗？”我只好说：“不，我不想吃了。”“你还有什么东西没给你登记吗？”我说：“没……没有了，您登记得很仔细。”“对了嘛，早这样乖，谁还能难为你。”他朝手下的呶呶嘴说：“把那两包饺子给他带进去吧，算是对他的奖励。”就这样，我过了入监登记这一关，带着一身伤痕和两包饺子被送进了入监队，而我的罐头、水果等许多食品则被洗劫了。
我成了诬陷、造谣的罪魁祸首
入监队每天晚上都有个节目：挂马桶蹶着，就是把装着大半桶屎尿的橡皮桶挂在你脖子上，还得弯腰蹶着，那气味熏得人呕心吐肺。受罚的都是“刚下火车的”。在看守所，只有抱马桶，可到了监狱，连这也“升格”了。新犯人受过一次这种惩罚，下次真的就不敢有一点点的犯葛了。
我对入监队的这些黑事看不过，就与几位新犯悄悄串联，得知他们和我入监的遭遇大致相同，都受到了洗劫、殴打、虐待等等。“二政府”（也就是戴着白袖标的杂工犯）有如黑社会，我是初生牛犊有股虎劲，对“二政府”深恶痛绝。我问几位新犯：“怎么不想法报告给政府？”年长的犯人说：“政府，你见得到吗？你看，有组长，组长上有大组长，上面还有看门杂工，大杂工，想见政府干部，这些关卡哪一道能迈过去？我来了快两个月了，只见过金管教几次，他每次来都是前呼后拥，新犯想见政府干部，这比登天还难！谁敢冒这份险啊？”我说：“我不信，杂工还能大过政府？只要你们敢作证，我有办法见到政府。”
我豁出去了。一次典狱长巡视时，我斗胆喊了一句：“报告政府，新入监犯庄晓斌有重要事情要向政府汇报！”我这一声喊，像颗炸弹。本来，政府干部巡视，全体犯人都得低头肃立，我斗胆一喊，不但犯人惊愕了，连典狱长等干部也惊震了，整个入监队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典狱长问身边的金管教：“这个犯人是怎么回事？”金管教随口说道：“他是个精神病。”一句话巧妙地搪塞了过去。典狱长没有理睬我，在干部前呼后拥下走了。
事后，金管教把我找到办公室，询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地反映了杂工犯洗劫、虐待新入监犯人的大量事实，金管教认真地做了记录。我以为这下子可以铲除这里的黑社会了，未料想，这次我斗胆抗争的结局是我的彻底失败。
第二天，金管教专门到入监队调查，可没想到的是，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不肯为我作证，反而揭发了我，我成了诬陷、造谣的罪魁祸首。这下我可惨了，有的犯人揭发我议论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刘少奇肯定要平反了”等等。在那个年月，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过。我被一连批斗了几天，金管教又一次来到监舍，宣布了对我进行严管反省。我被加戴了镣铐，由两名新犯日夜监视我的行动，伙食也被减量，只有大半犯人的一半。每日吃完饭，我必须要五心朝上（一种佛教坐姿），盘腿端坐在铺位上，连伸一伸脚都不许可，稍有违犯，便要蹶着挂马桶。田姓大杂犯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有胆量诬陷我，不怕死吗？判了无期，还恶毒攻击，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当时，新犯们都以为我注定要被加刑严惩了。1979年的春节，别的犯人都享受5天假期，而我却仍被严管。在新肇监狱入监队集训了3个月，我被严管反省了73天，直到集训结束的前一天才解除。之后，我分配到革志监狱，而且在我的档案上，还加了一条“思想反动”。初到革志监狱，在犯人大会上，管理干部宣布：“这次新来的犯人中有个叫庄晓斌的，在集训队还不老实、大放厥词。”
丛林法则：多兽性，少人性
到了革志监狱之后，我变得乖巧了，再也不犯傻和“二政府”作对了。
革志监狱的大杂役叫宣鼓，这是一个权力极大的角色，管辖一个大队，一百多名犯人，学习、生活、纪律、清点人数、发放生活物品都由他总管。与新肇监狱一样，他手下也有一批嫡系，像纪检员、站道子的、各组长等，基本上清一色都是他的铁哥们儿。我所在的八大队的宣鼓是齐齐哈尔人，因此齐市帮在八大队是一股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黑势力。
在有人群的地方，乡音乡情是一种最传统的纽带，最能产生凝聚力，进而结成乡党，即或是监狱也是如此。在革志监狱，就有哈市帮、齐市帮等，均是以地域划分的帮派势力。除了乡党之外，拜把子、磕头、喝血酒，也是普遍的结盟方式，几乎监狱的每个角落都是这些势力统治着。这些虽不公开，却也是公开的秘密，犯人们心照不宣，政府干部也姑妄任之。
但是，各帮派争夺地盘的事时有发生。监狱规定，晚9点，干部必须全部撤离监舍。因此入夜后，悄静下来的监舍便是犯人的一统天下了。我们八大队监舍旁边是犯人卫生院前的一片空地，其是各乡党间的比武擂台。有时候，9点过后，有芥蒂的两派便把帮众拉出来，在这片空场上较量。这种较量绝对有秩序、有规矩：一是绝对公平。不论对方人有多少，必须单打独斗，而且赤手空拳。一个打败了，才能再有人顶替。二是有节制。角斗时拳打脚踢，你死我活，一声喊停，纵然有天大的宿怨，也必须罢手。一次决不出胜负，下次再战，绝不破坏规矩。两派打得鼻青脸肿，停战了却可以心平气和地在一个盆里洗脸，甚至两对手还可以同照一面镜子，看一看脸上的打斗痕迹。
凭借这种比武方式，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王老子。得胜者可以颐指气使，失败者必须心悦诚服、再不敢滋事。在革志监狱，扬威立万的大多是这样的主儿。
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适应环境，受到的磨难多了，自然就会增强耐力。到革志监狱以后，我见到当犯人头目有许多好处，便也想削尖脑袋，想在监狱里混上一官半职。
揣摩现实，审时度势，我觉得要想钻营上去，不但要取悦政府，而且要取悦“二政府”。为此，我也向一些老犯人求教。一位入狱近廿年的老历反告诉我，要想在监狱里混成个人模狗样，要凭靠三点：第一要有钢。有挨打的耐力，皮鞭沾凉水，铁的杠子，木的棒子也撬不开你紧咬的嘴唇。第二要有魄。敢打敢斗不怕死，也就是练胆，不论对谁都有揭竿而起、一决雌雄的勇气。第三要有转。头脑要转数高，遇事机灵，脑袋壳像启动的马达一样一分钟转上个千转百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这还不是急功近利的事，还要熬。初来乍到的，不要锋芒毕露，要一点点地熬上去。“刚下火车的”，用这位老历反的话说：“你是龙得先盘着，是虎得先卧着，王八拉车，规规矩矩！否则，出头的椽子先烂，没有点根基就想立棍，非把你这根棍撅了不行。”最后，这位老历反言之凿凿地对我说：“你见过狼吗？” 我摇摇头。他又问：“你知道在狼群是怎样才能存活吗？”我迷惑地盯着他看。这位老历反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在狼群里存活，你首先应该学会撕咬。必须露着尖牙，扬起利爪，而且眼睛还要放着绿光，你自己首先要变成一头毫无人性的狼。不学会这样，你只能被狼吃掉！”
听了这位老历反的话，我心里一阵痉挛，环顾左右，真有一种步入了狼窟的悚然。然而，既然涉身其间，就不得不绞尽脑汁，战战兢兢地去和狼周旋。监狱里，食物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偶尔有家属来接见，带来一些便弥足珍贵。但是，监狱里来的食品却不可以独享，不喂饱了身边的恶狼，你就想独吞，可要遭殃了。“刚下火车的”犯人，家属来得勤，送来的食品也多，但每次收到家里送来的食品，首先你得先分送大半给监内的人，像大杂工、站道子的、组长等，如果不供奉，你就要吃点苦头了。用监内的行话说，这叫：“不开事”。往往是，“不开事”的犯人在当天就得承受诸如“逛花园”之类的待遇，如我在集训队时那样。
在监狱，另一种掠夺的方法就是赌博。这陋习，在监狱里也没绝迹，而且花样翻新，成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方式。
每晚9点以后，政府干部撤离了，后监舍杂工的小单间里，便开设了赌局。参加者除了有头有脸的大犯人之外，就是当日接见家属、收到了家属食品的新犯。当然，拉这些新犯入局，只是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罢了。这些人去了是有输没赢，但又不敢不去；如果胆敢不去，麻烦就大了。有“挂马桶”的威慑，谁还敢不招之即来、来之必败呢？
监狱里大都是社会渣滓，那位老历反的话不错；在监狱里，良知、道义这类的词语是不能用的；反之，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众口铄金、诬陷诽谤、相互撕咬则是惯技。到了革志监狱以后，我才悟到，我以前的那种初生牛犊的虎劲是多么地天真可笑。监狱不是宾馆，多兽性、少人性就是监狱的准则。
削尖脑袋，我终于也成了一头狼
有了贴切的感悟，再行动起来就自如了。我隐藏锋芒，对监内的事情漠然置之，与有棱有角的头狼、狠狼称兄道弟，有时还要违心地奉承几句。我知道，像我初来乍到的，首先得表现得不偏不倚，对两派都不可表现得过从亲密。最关键的一条是嘴要有遮拦，眼要有深浅，不该说的绝不出口，不该看的绝不窥测。凡是政府干部来做调查，最好是装聋作哑。有了这种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不到3个月，我便得到了宣鼓的赏识。我出色的朗读能力得到用场，我成了读报员；很快又成为大队版报组成员，还顺理成章地成了学习组长。宣鼓再给犯人发放生活物品时，我也享受到了组长级的待遇。
八大队是铸钢大队，我的工种是炉前工，炉长是宣鼓的铁哥们儿，负责生产指挥，也算是举足轻重的犯人头儿。我刻苦地钻研炼钢技术，目标就是取而代之。这种机会终于被我等来了。
那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炉长一连出了几次产品质量事故。我恰到好处地大显身手，挽救了一炉即要报废的钢，获得了政府干部的赏识。但在政府决定提升我为炉长的时候，我还必须得做出姿态。政府干部在大会宣布我担任炉长，将原炉长关押小号反省，我当众表示了不能接受这个职务，为的是避开帮派众起攻之，同时也是委婉地向政府表示自己的难言之隐。在政府干部单独找我谈话时，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和恐惧。这种策略很成功，我不仅获得政府的信任，也蒙蔽了各头面犯人，我入监不到一年，就得到了炉长的职位。
有了这个位置，我便开始了更大的谋划，我要彻底扳倒八大队的黑社会势力。我利用能自由地接触政府干部的条件，将犯人头目敲诈勒索的事向政府干部汇报了。那位曾点化过我的老历反也将一份记载犯人头目劣迹的记录本给我，说：“现在是时机了，你要除恶务尽，千万不能给这帮家伙以反扑的时机。”大量确凿的事实，使政府干部震惊了。一声令下，这位大头目被关押了小号反省，由我组织犯人们对他进行揭发检举。
树倒猢狲散，大头目倒了，下面的犯人也开始反戈一击。所谓的江湖义气靠不住，唯利是图才是罪犯最赤裸的本质，他的一些铁哥们儿也落井下石。这位在八大队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家伙终于受到了严惩，被加刑一年，调到副业队去了。
从此，我取而代之，成了八大队的宣鼓、积委会主任。尽管，我并不想成为作威作福的牢头狱霸，但客观现实注定了你的位置。监狱就是监狱，你不与那些凶残、强悍的刑事犯称兄道弟，就无法驾驭他们；你不笼络、培植自己的嫡系，你就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被别人取而代之。
监狱就是个大染缸，好人进了监狱也注定要熏染一身匪气。我入监十余年间也先后与十余名犯人拜过把子；不仅如此，我真不敢想像，这十余年的牢狱生活，我是否能熬得过来。尽管，我清楚地知道，江湖义气是一种扼杀良知的麻醉剂，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和我滴血为盟的把兄弟并不是同路人，但没有这种权宜之计，我不把自己先装扮成一头凶狠的狼，也许早就被像恶狼一样的凶徒吃掉了。
监狱里的黑社会势力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社会的痼疾，正像人吃五谷杂粮，不免会生病一样。我出监之后和我结拜的把兄弟再没有了联系。有时候我在想，我其实很卑鄙，利益驱使，与虎狼为伍时我并没有觉得可耻。今天，把自己的疮疤撕裂开来，我抚摸着心灵上的伤痛和已经苏醒了的良知，只是想说一句用苦楚换来的真话：“善良的人们啊！最好别进监狱！”
庄晓斌2011年3月25日写于法国兰斯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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