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说,一个作家出国参加一个文学界在西方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中国就要受国家左右。
中国政府禁止异见作家廖亦武前往澳大利亚出席悉尼作家节,并劝他不要在外国出版其作品。
悉尼作家节主办机构表示,廖亦武原定本月到澳大利亚出席相关活动,包括在一个论坛上读出诗作。并邀请他参加亚洲文学论坛,讨论亚洲文学在全球范围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主办机构指出,中国当局以“安全理由“禁止廖亦武离开中国,正如较早前禁止他前往美国出席文学活动。
“悉尼文学节”主办机构负责人罗莱周一表示,他们对中国当局这一做法深感遗憾。罗莱说,他们首先为廖亦武感到担忧,因为廖亦武被剥夺了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廖亦武著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等描写中国社会现状的作品。作品遭到中国当局查禁。一些人权组织表示,廖亦武已经多次因其批评中国政府的文字被关进监狱。1989年6·4天安门惨案之后,他的代表作诗集《大屠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西班牙文发表。
中国当局已多次禁止廖亦武离境。今年年初,他曾被禁止前往美国参加文学活动。
廖亦武在接受澳广采访时首先谈了他这次被禁止出国的问题。
“一个作家的生活你们也已经看到了,本来要去参加一个作家会议,这无论在美国也好,在澳洲也好,纯粹是一个文学节,和作家见面,以及宣传自己的作平。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个人的命运都要受国家的形式的左右,这在西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中国来说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不想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不行。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
在被问及,他这次被禁出国是否与目前中东和北非的形势有关时,他说从大的形势来看也许是这样。
“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办法探测到中国政府对阿拉伯的反应。我只是一个记录者,记录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或许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就从我这方面来看,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异见作家廖亦武指出,中国经济上的繁荣并不代表公民收益,并不代表他们感到自由了。
“其实这个经济的繁荣从某个程度来说,国家的繁荣与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不应该划等号的,这是两回事。国家法繁荣和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从某个程度来说,只是对0.01%的人有好处。但是像我书中所写的那样,与房地产、卖地买地以及国际间的生意,这些好像没有多大关系。老百姓还是遵循他们自己的轨迹在生活。他该忍耐,就忍耐。”
廖亦武说,中国人的忍耐力在世界上是超强的。“比如说,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中国人依然是忍耐力下去。文革纯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打来打去,他们发动了这么一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又有上千万人在相互之间的争斗当中死去。一直到今天仍是这样。我作为一个作家还能在这里接受采访,对你述说我个人不能出国的境遇。我写的大多数中国人连声带都被割掉了,没有权利去述说他们的故事。表面上看是经济繁荣,但是老百姓的声音西方人并一定能听得到。我想讲述的就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中国。”
廖亦武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可以利用与中国的生意机会向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促成一下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生意做得这么红火的同时,他们顺便提一些人权方面的条件完全有可能通过。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政府与政府之间谈人权问题,也没有不于经济挂钩,这只是一种形式。如果像去年德国那样,它谈成了40多亿欧元生意的同时,然后提出要求廖亦武这样一个作家出国,你们看行不行。那样还很容易就过去了。”
所以廖亦武认为,想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政府应该调整一下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他说,政府做出某个举动不应该只是做给媒体看的。
“比如我们谈了什么人权问题,我们外长又怎么怎么了。这种形象炒作不会有丝毫的作用你就是要利用做生意的作用把有些东西提出来,比如说有些该放的人放,该让他出国的人让他出国。这样还会受到一点效果。中国人是相当看重实力和利益这么一个政府,在谈的同时,生意做了,然后把这个条件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