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内错误问题的报告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李进、周全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正是刘亚楼（王松）、林彪（李进）和毛泽民（周全）根据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
报告内容包括：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主要负责人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中共七大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
不难看出，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这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原件，存放在毛泽民的档案卷宗之中，报告的执笔人是毛泽民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又有耐人寻味之处：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竟是由两个人分别撰写的。作者曾分别与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刘亚楼之子刘煜奋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对照了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三人留在莫斯科的多份手迹；分析每个人的笔画形态，起笔、落笔特征，从而推断出，报告的前半部分是由刘亚楼写的，后半部分是由毛泽民写的，而报告的通篇又是由毛泽民修改的。报告完成后，毛泽民用钢笔在落款处的下方签上了“周全”的化名和日期，刘亚楼和林彪则后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化名——王松、李进。
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2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会议主题是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比较系统的主张，即要依靠国民政府军队以求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担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此后王明与毛泽东矛盾激化。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他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此后，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的特遣队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他的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旁。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认真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文章。
这年4月初，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直到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泽东对他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作者，1938年以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红军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中国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他几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的负过伤，有的积劳成疾，而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这项特殊使命。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而且“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曾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事。
1938年春天，任弼时到任后向共产国际汇报称王明的种种不利于中共的团结；4月，刘亚楼又遵毛泽东嘱托带一系列决议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响共产国际作出有利于毛的决策。一系列的舆论和宣传工作，而最终的结果，也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终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