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惩罚的典型案例，《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就写了好几个。1974年，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等12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省委书记的指示，于1975年将他们逮捕。粉碎“四人帮”一年又一个月后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等3人死刑、1人无期徒刑、6人有期徒刑、3人管制3年。张珉等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于1979年2月，山西省高院才撤销原判，无罪释放。承德市的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因反对林彪、江青的罪恶行径，于1970年被捕，判处死刑。还没执行，林彪就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委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不予平反。她受了8年的折磨，留下了难忍的病痛，生活困难，又无工作，曾两次跳楼自杀。承德市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她打抱不平。直到1979年9月，承德市委才为这个活着的张志新平反。张珉案和董秀芝案，山西省委领导和承德市委领导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
张志新因反对林副主席而获罪，但她又是林彪罪行暴露后惨死于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之手的。毛远新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吗？但他后来又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据《中国“左”祸》记载，1975年夏天，毛远新曾代毛泽东“批示”报告，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又及时整理出《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为这场运动煽风加油。我不清楚“联络员”为何等官职，只是在一些反映宫廷生活的影视剧中看到过皇帝身边手执拂尘的太监。他虽无官无职，但可以代皇帝传圣旨或口谕，文武百官都得俯伏在地山呼万岁。有时还假传谕旨，加害忠良。我这联想也许是荒谬的，但历史上竟有如此荒谬之事！
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为什麽与历代的农民运动一样，依然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毛泽东在建国前的困厄时期，对“左”倾路线和错误一直比较警惕，也比较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但建国后，他发动和部署的一桩桩运动与斗争，却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学识和尊严，乃至生命。1964年3月28日，他在一个座谈会上插话：“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1966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又说：“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引自《晚年毛泽东》）。几乎任何运动初起，都要到中国文坛割肉祭旗。
胡风一封“万言书”，惹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案”，2000多名知识分子挨整；反右运动，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进地狱；在十年动乱里，被关押、批斗、抄家、流放者不计其数，被迫害致死的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就有200多名。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写了吉林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单奎章的点滴事迹。他不但宣称“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还用极下流的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公然叫嚣：“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他在光机所抓出的“特务”或当“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166人。他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那个国家“特务”的证据。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他还丧尽天良地说：“自杀说明他问题严重。”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仇、视科学为恶罪的人，因整知识分子心狠手毒，还被提为省委候补委员，当上了省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在那特殊的年代，单奎章似的领导恐怕并非个别吧！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8年8月，毛泽东又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其他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少学校都由文盲、半文盲当了“校长”，真正做到了外行领导内行。被划为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成了专政的对象。在中国知识分子升沉浮降荣辱兴衰的命运之河里，连反右时得意忘形的吴晗，也和早年的右派坐在了一条破舢舨上。吴晗夫妇先后被整死了，连他的女儿也被逮捕关押死在狱中。凡与《海瑞罢官》有牵连的人都没逃脱那场劫难：为吴晗鸣冤不平者，不是被整死就是遭到令人发指的残害；批吴晗但没按上峰定的调子唱者，也被打成“假批判、真包庇”的“反革命”；编演过海瑞戏和为编剧提供过参考书者，也被罗织罪名，加以迫害；看过《海瑞罢官》后说过几句好话者，也被诬为“牛鬼蛇神”；和吴晗合作写过文章，或所写文章与吴晗的文章在体裁、风格上相似者，也被说成是“三家村”“四家店”，一批又一批地被揪斗；即使在多年前不同意吴晗某些观点，曾写文章和吴晗进行学术讨论者，也被扣上折衷主义等帽子。吴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的一次演讲时说过一句名言：“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其实，他也是一面镜子，一个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镜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幕了，不少人都在反思。文聿在《中国“左”祸》说：中国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为什麽我们越来越落后了呢？原因可以找出好多条，最主要的是领导们把精力放在整人上去了，一个接一个的整人运动，把一大批有用人才整垮了（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朱镕基是个能人，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被整的人中，不亚于朱镕基者不知有多少），把国家也整穷了（别说建设，老百姓连最低生活也难维持）。陆定一经历了文革，于光远到医院去看他，他对于光远说：“我们过去做的事情，不就是整了一个人接着再整一个人吗？”有个老知青说：“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人先整人后又挨整，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
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都能够将一个不容置疑的好人，变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坏人；能够将一场千真万确的浩劫说成是一场千真万确的“革命”。所谓继续革命，不过就是整了一批人再整一批人的政治运动。胡平在《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中说得更深刻：人们从此开始明白了什麽叫“运动”——是一位手脚利索的魔术师，不要两下子，就能将一个千真万确的好人，无需商量地变成一个千真万确的坏蛋；是一个将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由文明世界引向大森林里去的精神返祖现象；是一场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蒸腾掉，只在人们的脸上剩下无耻、虚伪、残忍、狡黠、苟且、自负、麻木、自卑等白花花盐碱地的酷烈的夏季狂飙；是一次自杀不叫自杀而叫“交代”、他杀不叫他杀而叫“揭发”，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睁开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遥远的日后，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59——模的集体犯罪；是利用人的生存、发展的愿望或恐惧，去调动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是意识形态的盛宴，是山河封冻的标志，是经济落后乃至频临崩溃的障眼法。在几十年一贯制的运动中，唯唯诺诺叫“与党委保持一致”，苟且偷生叫“站稳立场”，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人云亦云叫“紧跟形势”，反戈一击叫“戴罪立功”；明哲保身者四季平安，圆滑世故者处处吃香，见风使舵者永远正确，损人利己者必受重用；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谎言成了真理，虚伪成了忠诚；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能当“英雄好汉”。运动造就了三种人：革命群众——甘当驯服的工具，今天反右派就去反右派，明天拔白旗就去拔白旗；受难者——被整得死去活来，死者长已矣，而活着的则“人还在，心不死”，场场运动都是现成的“运动员”，家属受株连，子女成了“狗崽子”；人精（又称人妖）——他们能像一种蜥蜴一样在不同的光照下变幻自身不同的颜色，反右，他比谁都左，反左，他又比谁都右。
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正直者，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一个以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敌的社会，思想和科学受到了糟蹋。但“运动”也并非毫无是处。它养肥了一些撒旦，也让人识破了一些犹大的真面目。同时，运动还是运动自身的天敌。毛泽东自认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不是像推土机一样推倒了在车水马龙中的运动中制造的遍及全国的冤狱吗？不是把林彪江青一伙推上了审判台吗？胡平这几句话更令人玩味：让毛泽东的遗孀像一条落水狗似的站在法庭上，但从落水狗最后的叫唤里，除了能使世人更深入地洞察毛泽东所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并不能让历史承认江青是当代的妲己、武后……但是，上级的决议和领导的指示是不能违背的，史学又只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即使“洞察”了，又能怎麽样？
有人说：反右是文革的预演和起因，文革是反右的必然结果。叶永烈也说：“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左’的不断发展，才导致了九年之后‘文革’的大爆发。”解放后从境外归来的萧乾说，他从“三反”起，每次政治运动中，三个“难道”就总涌上心头：难道这就是革命？难道革命非这样不可？难道亚非拉人民也会走上这条路？崔永元却认为“左”的历史还应上溯几十年。他在《离历史近一点》一文中回顾了上个世纪初苏维埃政府的一段“左”倾路线的历史，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共存在了五年零十个月。凝神一望，我们今天的诸多实践分明是那五年十个月的延续，其中不乏弯路重走的经历，这不能不说与淡忘历史、不汲取教训有关。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也提到，从中央苏区杀“AB团”，延安搞“抢救运动”，到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一出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为什麽出自本该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之手？巴金曾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隔几十年，巴老已作古，也没看到筹建“文革博物馆”的信息。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主持人杨锦麟于5月16日大发感慨：今天是爆发史无前例的“文革”四十周年，大陆媒体却只字没提！不久，媒体透露，文化部长孙家正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国家博物馆正在收集“文革”资料，以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随即，《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说：“父辈们，请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能够说出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能够将清朝的皇帝正说戏说个不停，但对于文革的历史却知之甚少。”“为了孩子们，你们就做一个家庭的司马迁吧，用你们的笔告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我们才能知道曾经发生过什麽，才能用我们的智慧理解为什麽这一切会发生，如何避免这一切再发生。”由此我不由得想起巴金的《随想录》中有一篇题为《决不会忘记》的短文。他认为，我们这些身经者应该把那个黑暗时期的情形写下来，留给后代作“下结论，写历史”的真实材料。他说，“我相信历史，将来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的。”他质问那些大喊“忘记！忘记！”的人们：“难道为了向前看，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该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该让我们的伤口化脓？”（引自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也愿史学不再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来源:《往事微痕》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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