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激烈的党内斗争，是文革开始以来党内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病态式的坚持，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人们深入研究林彪事件以及文革日后的发展变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国内的党史教材对这一问题大都采取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缺乏像样的研究。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1）毛泽东严辞批判陈伯达，指责陈伯达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毛将陈伯达找去谈话，严厉批陈，指责陈陷入了“军事俱乐部”。陈后来又去见了康生，康生则指责陈伯达“绑上了林副主席战车，我（康生）准备让你陈伯达杀我的头。”（页463）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就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也是用了“军事俱乐部”这一专有名词。如此，军委办事组前途堪虞。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放过在庐山上发起批张的林彪，而将斗争矛头指向陈伯达。
（２）毛泽东拒绝吴法宪面谈的请求。军委办事组诸人认为吴法宪应该争取主动，主动求见毛“请罪”。但是毛却予以拒绝，回话说“1、思想上不要太紧张；2、要犯得起错误；3、我们都照‘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方法办事。吴李邱三人研究后虽然觉得紧张空气有所减轻，但毛拒绝见吴仍非好兆。（页464）
（3）毛泽东一手掌握了全会的进程，将林彪与陈伯达排除在外。周恩来、康生则每天去毛处开会。毛仅仅让林彪找军队中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而此时的汪东兴已经与军委办事组主任“划清界限”，不仅不再来往，向毛汇报林彪主持的这几次会议情况也颇多歪曲。毛对林彪更加不满。
（4）毛泽东的又一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出台。毛泽东经过几天的思考，发出了声讨陈伯达的战斗令。首先，毛翻脸不认人，将陈伯达一棍子打死，毛用了极为刻薄的字眼，完全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陈伯达；其次，毛将林彪与陈伯达区隔开来，声称“我与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一致认为……”云云；再次，毛将打击上海帮的人定性为“受骗上当”，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警告”。
（5）毛泽东要求黄永胜“反戈一击”。毛将在京的黄永胜召上山谈话，批黄说“对人家搞突然袭击，张春桥整手无寸铁的搞他干什么，还那样厉害！”毛还说，“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骄傲自大，没有四方面军的干部谨慎。”（页477）毛泽东此时的真意是要黄“揭盖子”，揭发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反江青、张春桥的内情。但是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黄克诚，没有听从毛的暗示，只是表态说对张春桥等人有意见，有错误。
林彪对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斗争的态度：
（1）林彪出面保护吴法宪。有人在会上揭发吴法宪说假话，攻击诬陷张春桥。这里不仅牵涉到政治局里的一些要人，更牵涉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林彪此时出面保吴。林说：“吴法宪跟了我几十年，我没有听他说假话，也没有听过别人说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在宪法小组里，大家运用毛泽东思想修改编写宪法，有过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说，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那样就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了。”
（2）林彪对毛处理庐山会议斗争采取“三不主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做什么解释、不干扰毛对问题的处理。在这一期间，林彪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不找人谈话。庐山会议期间林彪没有任何单独活动。林彪后来向军委办事组解释说“一个人捣鬼还是没有捣鬼，自己说了不能算数，要别人说了才能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把柄。”（页461）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
（1）周恩来在政治问题上十分谨慎，不轻易表态。当会议升温批张春桥时，周恩来却叮嘱邱会作说：“不要心血来潮就不顾后果，要考虑成熟，看一看时机再说。”周还说：“现在事情刚刚开始，要注意保持联系。”（页449）毛泽东没有发话批判张春桥时，周恩来绝对不会主动上阵批张。
（2）当毛泽东责令停止回忆讨论林彪讲话，情势发声变化时，周及时叮嘱军委办事组，将邱会作找去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页464）
（3）周恩来努力设法平息风波。据邱会作的回忆，当时周恩来处理庐山会议事务贯彻了三条宗旨：1、完整地传达毛的指示；2、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3、对各方面反映上来的意见，谨慎小心有选择地上报给毛泽东。从而做到息事宁人，使会议能继续进行，完成预定的任务，不再发生其他意外。（页466）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例一，吴李邱三人因心情郁闷出门观赏庐山风景，路过陈伯达门口，被中央警卫团汇报到周处，指责他们暗中串联。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情况后批评中央警卫团汇报不实。例二，周恩来帮助吴法宪过关，配合林彪平息了所谓的“吴法宪假话风波”。例三，几个大军区司令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写信给毛林，批判张春桥，措词严厉，许世友甚至提出应该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改造”云云。周恩来鉴于庐山形势已发生变化，遂将信压了下来，转给了林彪。并留条说“请林副主席阅，并存叶群处”。一来可以减少对毛的干扰，二来防止被康生、江青等人利用生事，三来也保护了军队的将领。此外，周还保护陈毅，不同意康生批陈毅的看法。周还帮助吴法宪写检查，并在毛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为吴法宪解脱。毛则删去了《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吴法宪的字眼。周恩来还要求李邱二人帮助吴法宪过关，以求避免因为吴倒台而牵扯到林彪的情事发生。（页468－－472、页479）
（4）周向邱等人透露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问题的想法。周私下向邱会作转达了毛的一些说法，周恩来说，“主席提到，庐山上发生的问题本来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林副主席和陈伯达身上发生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周恩来又讲，“主席说他们（上海帮）并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说的，但是对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不许可，此例如果成立，今后就会接二连三地发展下去。”（页483－484）
为何毛泽东此时采取了保张、倒陈、饶吴、拉林的方式暂时结束庐山上的斗争？邱会作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没有经过毛泽东点头的情况下，中央里就发生了打倒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事，那今后他的绝对权威就会荡然无存。毛泽东对于向他权威挑战的人，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他都迎头痛击，绝不手软。当然，毛泽东对‘林彪问题’还有更深的考虑。毛泽东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他身后，让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然而，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泽东看出了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而是上海帮。到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发现林彪不但不是他的思想继承者，也难说是组织上的继承者，而且对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上海帮都不能容了。现在他还活着，林彪就对上海帮这样，今后林彪接班了，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也得被否了，或是名存实亡了。那样一来，毛泽东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初衷就落空了。毛泽东抓住陈伯达的小辫子一棍子打死，外人很难理解。其实，他这是在警示林彪。”（页486）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