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光先生《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见《百年林彪》2007年明镜出版社出版）曾予以充分的论述。邱会作的回忆则更加详实、完整地描述了军委办事组是如何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斗争的情况。（页394－433）具体如下：
（1）“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机要秘书，李本人则是温玉成推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工于心计，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内部如何抵制江青的活动偷偷地记录下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李在九届一中全会前发现中央碰头会参与人除了温玉成外都将进入政治局，李于是将此事透露给温，并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反江青”的言论写成揭发材料，经过温玉成的帮助交到江青手中，江青则送交毛泽东。但毛对此并未多加理睬。李必达想通过告密方式卖身投靠江青，但却没有得逞。
（2）江青在“九大”后成了“政治闲人”，于是多次找毛林周伸手要官，但总得不到结果，因此常常发无名火。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断绝了与江青的夫妻生活，也不许江青住在中南海。这些具体而详细的情况都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通报给军委办事组诸人的。军委办事组才知道毛为了整垮刘邓，利用了江青冲锋陷阵，但事后并无政治上的特殊使用，反而还对江有累赘和讨厌的情绪，感觉是个包袱。由于有了汪东兴交代的毛江关系之“底”，为军委办事组后来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张春桥树立了信心。
（3）“九大”后，江青几次攻击陈伯达和周恩来。江青对陈伯达的辱骂攻击几乎是不分时间、场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如此这般不可胜数。而陈伯达大都避而远之。江青得寸进尺，甚至攻击陈伯达历史上不干净，并指责陈伯达负责的专案敷衍了事等等。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更是从历史到现实，无所不用其极。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员会上，江把周说成是“思想上消极、保守”，“阶级立场和观念有问题”，且“见风使舵，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对于江青攻击周恩来，林彪立即要黄永胜和吴法宪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周事后激动地拉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而毛对此事的态度只是对江青稍加批评，并叮嘱黄吴不要对外讲，否则江青知道后。黄吴等人今后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4）温玉成立场的转变。1968年初，温玉成从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有如此快的“进步”得益于黄永胜的推荐。然而，此时的江青也刻意拉拢温玉成，提出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工作，温玉成开始逐渐向江青一边倾斜。李必达写告密信，温玉成竟然没有制止，且提供了帮助。然而，李必达的卖主求荣没有成功，温玉成也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连毛泽东都说温玉成是“靠打小报告起家的”。邱会作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可见，温玉成两头不讨好。事实证明，脚踏两条船的人很难在中央高层生存，你或者与之对抗，或者同流合污。
（5）林彪对江青的态度。邱会作说“林彪反对江青的态度是一贯的，‘九大’后他曾向我们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军委办事组诸人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邱会作还问林彪一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由此可见，林彪如果上台，一定会把江青为代表的势力清除出去，不许他们再兴风作浪。
（6）宪法修改草案的斗争。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只有林彪来当了。这是毛第一次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表态，也是毛首次提到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可以当。（这与毛后来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大相迳庭）陈伯达坚拒担任宪法修改草案的负责人，最后起草修改宪法的权力落到康生和张春桥手中。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上是否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与张春桥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康生让步，将此条写进宪法修改草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林彪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政治局讨论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当时讨论这一议题时没有太多争议，主要还是看毛泽东的态度。最后康生提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写好备用，如果“上头”说不要，就不往宪法上面写，如果说要，即可加上，这样比较主动。康生在庐山会议前期都一直持有这个态度。关于张春桥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邱会作说“张春桥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是抱着‘上面定，他来办’的态度。记得有一次政治局讨论宪法稿时，张春桥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原则的分歧。主席只是不愿意和外国人多打交道，提出了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我建议，这个问题还是由主席自己去决定吧。政治局不要多提意见，以免干扰主席。’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时，张春桥的一点‘不同意见’，不过如此而已。”
为何后来毛泽东将设国家主席上纲上线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邱会作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泽东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后来庐山上发生“倒张”，文化大革命的红人变成了过街老鼠，毛泽东才把它当成是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庐山上对许世友说：“国家主席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以当，让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当都可以，你许世友来当国家主席也是可以的嘛！”后来毛泽东一改初衷，把“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得这么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纲领”，他是借此作为话柄打击林彪。”邱会作这一看法一语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