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一中全会开毕，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那么军队高层与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目前大陆的党史教材异口同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7页）长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将林彪定性为文革中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是典型一例。那么林彪在文革初期到底是有意搞乱军队，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还是处心积虑稳定军队，并成为稳定军队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认真予以探讨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随即举行了常委扩大会，由叶剑英传达了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肖华、刘志坚以全军文革的名义请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军队高层干部们对如何开展文革运动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生怕军队也如地方一样大乱特乱，也搞全面夺权运动。邱会作回忆说，“与周恩来相反，林彪政治上顾忌小多了。他坚决不许军队院校搞什么‘大串连’，不同意军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委多次以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全军各单位。”（页47）细查那时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就有：一、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二、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把军内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三、6月21日，中央军委下发《六条指示》，要求对军队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四、8月中下旬，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干部，处分干部。五、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队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队到地方串连。
邱会作说：“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还是坚持以上意见。他不遗余力地设法稳定军队，使其不受社会上的影响，把军队的运动严格地限制在中央军委领导、管理的范围之内，部队要作好战备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提出这样的方针，算是有识之士了。有了林彪的支持，我们在一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的态度很硬，当时有些军事院校的学生违反规定到了北京，军委各大机关都是派人劝回去。总后所属院校的来京学生，好言相劝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学校来人把自己的学生带回去’。”（页48）
事实上，文革初期，全军文革小组积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而全军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又是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其他人还有参与起草《部队文艺坐谈会记要》的谢镗忠等人。他们很早就参与了江青、张春桥搞文革的准备工作，这些人思想很左，认为军队内部也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是接受教育或被批判的对象。所以，军队在文革开始时就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依靠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还是坚持正面教育，军队不搞造反。林彪显然是持后一种态度。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常委扩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五月中央军委决定的精神，全军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不搞“四大”。
然而，毛泽东在1967年1月严厉地否定了林彪、叶剑英所制定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政策。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1967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亲自主持了会议。而会议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巩固部队”，部队只搞正面教育，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纪律，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这一政策得到全军领导干部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林彪在讲话中讲了很多战备的内容，用邱会作的话来说“当时只有用战备为名来压造反派捣乱。”军队中的老帅也都到会，分别讲话。林彪还特别交代，对于毛在2月份严厉批判老帅们的讲话（即所谓“二月逆流”中毛的谈话）严守机密，不许外泄，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保护。（页118）
事实证明，从文革开始到“9.13事件”，林彪对保持军队的稳定的想法贯彻始终，中间虽然有所反复，但是军队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即使地方的夺权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些军队院校造反派到军委总部和各军区搞“四大”，揪斗军队高干，但是军队内部并未发生自下而上的夺权事件，日后由于军队参与“三支两军”活动，军队势力进入地方政权，对稳定局势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