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昨日联合发布了《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长9.1%。而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和1万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一。
老实讲，笔者平常看穷人的新闻、关注穷人的时候更多些，所以偶尔看到一个关于富豪的新闻多少有些不能适应。特别是千万富豪的数量，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感觉，但仔细一想看是吓了一跳。我们可以稍加计算，按胡润财富报告的数据，再加上些夫妻二人财富分别存在各自名下的情况，和部分因为见不得人隐匿了财产的人，如此北京千万富豪数量粗略可达20万。而北京市人口有多少呢?按统计局的说法有3000万瞬间人口。那么这个比例就是1:150，也就是说我们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要留神了，因为每150个人就有一个千万富豪的存在。另外，笔者认为富豪的直系亲属也应该是富豪，那么我们碰见他们的概率就更高了。
此外，富豪增长率也很吓人，9.7%是一个7年可以翻一番的数据，照这个速度，49年后我们就拥有了1亿个千万富豪，共同富裕指日可待。按理说，大家都应该为这数据欢欣鼓舞，喝酒放炮才对。不过现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在几大主流网站的网民评论中几乎是叹息一片、骂声阵阵，措辞激烈者、要求打倒土豪劣绅者也不在少数。那么这是为何，这份财富报告究竟又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笔者认为，富豪的大量增加首先提出的是一个公平问题。目前国内学术上比较认同的是，在效率优先，以市场为主导的第一次社会财富分配中，公平的概念就是能者多得。从这点看来富豪的大量增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倒是群众的各种羡慕嫉妒恨显得太劣根了。所以常有道德家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仇富，有能力你也可以去赚嘛，某老师也才会提出等到40岁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说法。
但是，笔者认为，第一次社会财富分配中公平的概念除了在机会均等、能者多得的意思层面之外，多得者的“多得”还要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否则与偷、抢何异?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笔者倒是觉得投机者不能算作能者多得中“能者”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投机致富行为不但客观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结果上也对普通群众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影响。所以在此次公布的富豪比例中，居然有高达20%的“炒房者”，这放在蜗居盛行、蚁族搬家、鼠族暗无天日生活的时代背景下，群众由此产生什么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
接着是分配方式的问题。按官方说法，我们目前采取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但分析此次公布的富豪构成比例，55%企业主、20%“炒房者”、15%“职业股民”和10%“金领”中，只有最后的金领可以算在按劳分配的范畴，职业股民应当属于按生产资料分配和劳动分配的结合，其他两者则更大程度上是按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进行分配的，这是对我们现行基本分配制度的逆转。
而富豪是具有示范效应的，他们的成功方式会成为人们传颂、学习的模板，由此必然会带来投机盛行的社会风气。可悲的是，这样的风气已经开始形成，这两年几乎所有国人都开始埋头研究理财和投资了，他们采取的投资方式也从原来的保守风格越来越向投机化发展。而这个现象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即将崩盘、群众积累的财富在一夜间被蒸发的前兆。
富豪的示范效应还带来了群众的“速富”心理，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人们已不满足于大踏步的步入小康社会，非要跑步进入上流阶层。而速富如何实现?辛苦工作自然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炒”，将自己手里高于社会人均占有率的某样商品炒到天价才能实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在抑制商品炒作的工作上还会有很大的压力。
但不管我们怎么关注、看待现在的富豪现象，这些富豪都已经客观存在了，说不定有些富豪还挺冤枉，自己只不过有三套房子，怎么就成千万富豪了。而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网民的谩骂背后，我们也应当明白，现在早已不是那个分地主财产的年代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要合法、合理还得合乎平等公平原则，毕竟是社会问题产生了这么多富豪，而不是富豪产生了社会问题。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当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比较恰当：一是健全调整个人资产增值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二是加大抑制投机力度，立法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投机者侵犯;三是加强正确价值观、道德观的宣传，改变社会唯物质论的风气;四是稳步提高群众收入，同时抑制物价过快上涨，要增强群众的致富信心;五是合理引导富豪资金流向，通过税收等手段刺激他们消费，但要尽量避免奢侈品消费，从而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在此之外，真正要让网民不眼红、不仇富，恐怕还要等到社会财富分配合理有效，真正实现公平的那天。不过到那时，富豪数量的增减估计也只是个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