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就被香港的微博好友提醒：新华社近日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多年前“艾未未涉嫌抄袭岳路平作品”事件装进了仍然悬而未决的“艾未未被拘押”事件中，进行评论。之后，香港及海外多家媒体用中文进行了转载。我有技巧的上网一搜，果然铺天盖地！我的名字脱离我的管辖自行其是了。据香港的微博好友说，“可能整个中国以外都知道你被抄袭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综合博弈。对弈双方分别是：艾未未背后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和中国政府的“人权相对论”。在西方，中国政府的声音一定是很弱的；反过来，在中国，西方媒体关于这次事件的声音也很弱。在这场综合博弈中，辩论的媒介应用，和辩论的内容同样重要。
本来，我一直在冷静观察这个事件，没想到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我的名字”被新华社招募成为一颗棋子，这让我十分忐忑。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着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而且马上要想清楚。
虽然我的名字不一定听我的，但是我也不想听失控了的“我的名字”的。
这是一个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一物降一物。中国政府的“人权相对论”，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一定是弱势的；而艾未未目前的声音，在中国境内，也一定是弱势的；2006年，也就是我的作品“涉嫌被艾未未抄袭”那一年，在西安的我的声音，比起艾未未，也一定是弱势的。
所以当年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一直避开所谓的孤立的“法律程序”，绕开记者偏爱的“是否起诉艾未未？”的挑衅，提醒记者关注“艺术资源过于集中在首都北京”这种更加整体的创新生态问题。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为西安争取话语权。
其实，关于艾未未的问题，官方也没有单独使用法律工具，官方同时也同时使用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样的舆论宣传工具来为自己的价值观做辩护，同时反击西方对手。我们不能把这个事件理解为一个孤立的法律问题。
在全民摸石头过河的年代，孤立的法律工具是低效的。《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艾未未事件的文章中(838期之本周人物)， 有一句话我很同意：“客观说，在如何对待他(艾未未)这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经验并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判例不多的案例时，势必要动用一揽子工具来“综合处理”。西方世界是，中国政府是，艾未未是，任何关注这件事情的人(包括我)也必须进行一揽子整体思考，才可能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态度。
既然是一揽子的处理模式，实际上就要求相关人必须自己注意分寸。因为我们没有清晰明确的可以信赖的“原则”、“尺度”来判断、判决，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裁判是未来。所以只能是当事人必须动用自己的前瞻性、全局性、判断力，各自把握好分寸。在今天的中国，尤其要注意分寸，因为我们真的太缺少经验和依据，内心里必须要有一些坚守和道德原则，否则历史会在路的前方等待着审判我们。
我们正身处一个乐观向上的时代，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有任何过大的动荡发生。但是如果分寸掌握的不好，事情往往就会朝极端的方向挺进。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审慎改良，一定比激进颠覆重建有效。
当年我面对所谓的“艾未未涉嫌抄袭事件”时，我意识到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失控”的。所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我很审慎地珍惜我说话的机会，让记者不要去迎合点击率的“重口味”，把“涉嫌抄袭”事件爆炒成辣子鸡、麻辣鱼。其实我使用的就是基于对中国整体创新环境的忧虑而生发的“分寸”感。因为我理解那不过是一次辩论，是一次为西安，跟北京争取更多话语权的辩论(相关：出西安记)。但是，当时艾未未的声音要比我的声音大很多，所以，当时我挺同情自己的。同样，今天，我看到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的声音远远大于艾未未的声音，我也同样同情艾未未。
既然是一揽子的处理模式，时间一定会很长。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总体看来，新华社把我的“涉嫌被抄袭事件”混编进入对艾未未的批评队伍中，稍微有失风度。我的名字可能已经“被打抱不平”，但是我本人并不情愿。
新华社毕竟代表一个大国的声音，兹事体大，应该特别注意具有前瞻性的分寸感。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都摆在世人面前了，更自信一些吧！其实，我本人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想想十年前，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新华社哪里有现在那么自信？去年刘诺奖获得者晓波的获奖事件发生后，以及这次艾未未事件，我注意到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胸怀去正面跟西方价值观进行一系列的耐心、细致、理性的辩论，还是有进步的。但是有时候，一些文章的基调和内容还是辜负了这种难得的胸怀。
我会继续观察。
岳路平
2011年4月10日
原文标题：《AWW事件，提醒新华社注意分寸》和《一篇声明》
（转自《在西安》网页2011年4月11日）
法广中文部注：此文已经从岳路平新浪博客中消失。岳路平4月11日在其新浪博客上写道：“因为博文不断失踪，请大家暂时关注我的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