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红歌”和唱“红歌”中长大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我们还会唱。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外，就是8个样板戏。
唱“红歌”和看样板戏时，我想不明白：李玉和没有老婆，哪来了李铁梅？候常宝唱“爹想祖母，我想娘！”她爹当然应该想祖母，但是，为什么她爹就不能想娘？还有，我至今还不知道，方海珍的老公是谁？......
现在我想通了，这些“红色”作品是根据需要编写而成的。
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复后，我们大学里，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全国十首优秀歌曲”，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只唱“十首歌曲”。
如今，“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独一无二”、“天下无双”。
战后，德国出现政党政治以后，根据德国的国旗颜色，人们习惯用颜色来划分主要的政党，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是黑色，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它们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后来，绿党出现，现在还有超左的紫红色左翼党。
在政党政治里，“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规范人的行为。
目前，中国“红歌”提倡者提倡的 “红”，一般理解为像“文革”一样，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来编写的“红歌”，目的是要传达这种“正确”的思想。用歌曲或音乐来宣传政治理念，并非中国独创。
据说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希特勒听着听着，感动得流泪，恨不得立刻上台，与这位天才音乐家执手亲谈。瓦格纳青年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他受到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文章，甚至参加过德累斯顿的革命。
唱“红歌”未必就是爱国，至少不是爱整体中国，因为中国并非从来就是“红色”的。“红色中国”是西方人给的概念，以区别对岸的“蓝色中国”。
如果说，海南人喜欢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少是爱家爱乡的情感流露。但是，全中国人都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这跟爱国爱家就没有什么关系啦，目的是愚民，让人不做公民，而是做“革命的螺丝钉”。
我们这代人，很多在听“敌台”中长大。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机，是他的外公在泰国，回来探亲时送给他们家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娱乐。
大人白天和晚上听，我跟堂哥深夜听。我们深夜听对台广播节目，当然也听台湾的“敌台”。听“敌台”是会被判刑的，哪怕到了1986年，我在湖北铜禄山工作时，还看到高墙上写着“严禁偷听敌台，人人监督举报！”的标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冷战期间，“蓝色中国”为了执行“反攻大陆”的政策，开展最多的就是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作业。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主要的电台有金门前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自由中国之声”。早年金门前线广播本质上为“对敌喊话”，播报员均为由大陆去台的专业播音员，发音字正腔圆，乍听之下几乎分不出是台湾电台或是大陆电台。大陆所称的“收听敌台广播”，指的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其播音员亦模仿大陆电台的腔调，据说是为了方便大陆听众偷听，以逃避瞬间的侦查。
至于广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从时事讲评、宣读国民党的文告、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比如， 1966年，蒋介石因为“文革”爆发，在广播里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大家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文化旋即席卷神州，使得国民党对大陆广播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乐。这时候，我偷听“敌台”，往往是邓丽君的歌曲，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甜蜜蜜》，均是“敌台”播送的。
“敌台”的操作，是对岸实实在在存在一个“敌人”，通过广播心理战，希望打倒对方。但是，“敌我”是人为的概念和划分，并非永恒的定义。中央广播电台的民雄分台台长黄吉祥先生说，以前他们是“反共电台”，现在要做两岸沟通的桥梁。
“红歌”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假想敌”？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如果在一个有颜色党派划分的政治社会里，想要在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的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将其他政党当成一个永久的假想敌，不停地打击对方，直至超越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