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当我将旧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输入电脑上网之后，心中一直存有一份期待，希望当年见证过湖南省邵阳县1968年大屠杀的乡贤能够用回忆录或调查的形式，记录下这段行将湮没的痛史。因为我那时毕竟只有12岁，所写之文只记下了屠杀的部分结果，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不甚了解。
《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又名《老虎坪纪事》），就是有关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的纪录。作者陆芒是一位年届80的退休老干部，他经历过 邵阳县“文革”的全过程，并参与事件调查，曾冒险保留下一批翔实资料，又得到了当事人提供的一些真实记录，还查证了部分档案资料。终于在其晚年提起笔来，用文字再现了那段乱世惨像。
通过这本书，我总算弄清楚当年贫下中农法院屠戳“黑杀队”（强加给地富反坏右等“二十一种人”的罪名）的起因是：1968年7月8日，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大队（现归邵阳县管辖）地主胡振楚，为逃避批斗外逃。枇杷大队派人到相邻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大队调查，调查人员李大德等在调查期间四处张贴大字报，散布东安县“黑杀队”要杀向中和公社的言论，鼓动贫下中农向“黑杀队”专政。随后，枇杷大队调查人员把弄子大队社员陈振球、陈士元等13人列为所谓“黑杀队” 成员，这些人大多数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受刑后自杀。
当时的当权者对贫下中农屠杀“黑杀队”持鼓励态度，书中记录：“‘黑杀风’初起时，这个县的当权者——县支左办主要负责人，……竟认为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具体标志，他说：‘这是群众运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要求干部‘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泼冷水’。还不准执法部门干预。致使‘黑杀风’迅速蔓延，乱砍滥杀竟成了‘革命行动’”。
而杀人之风停止纯属偶然：路过邵阳县检查国防施工的47军某部副政委陶柏荣，他看了滥杀无辜后挺身而出，大呼“杀人者偿命”，并向上级多次报告，要求停止杀人。
但我对书中引述《邵阳县志》记载被杀害人数存疑。县志记述，1968年7、8、9三个月，全县被杀死295人，被迫自杀277人，合计572人。我为什 么不相信这一数位？第一，因为当年在资江河的邵阳市河段捞上来的死尸就有数百具，难道被杀的人被全部抛尸河渠？临近河畔的生产队如此处置尚可理解是图方便，离河甚远的生产队难道也会不辞劳苦地实行“水葬”？据当时传闻，杀人后就地掩埋者有之、让被杀者自己跳进坑里活埋或扔进枯井山洞中以乱石砸死者有之， 难道他们不在统计之列？第二，这种事后统计，发生于杀人已被认定是“错误行为”之后，当事人都想大事化小，少报人数是完全可能的。
要想查清不难，问题是当政者不想认真查究。我当年曾听来自邵阳县的人说，每个生产队都杀了人。1968年邵阳县有多少生产队我已无法查核，但据百度资料，该 县现有村委会651个。一般情况下，村委会由以前的生产队转化而来，每个村至少有一、两户地主与富农，这种黑五类连同其家属至少每村应该有5－6人左右，当时的杀人方针是斩草除根，以此计算，至少应该在3,000－4,000人之间。
陆芒先生并非专业作家，行文朴实。其核心篇当然是“ 贫下中农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 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其所叙述之事极具史料价值。如正史绝对不会记载的“一个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详述“文革”时期流行的各种刑罚名称及具体操作方式。其中有些我曾亲见，如吊半边猪、吊头发、坐轰炸机等。作者还记录了许多个人的悲惨故事，透过这些个人经历，读者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究竟有多黑暗。
无论如何，我感谢陆芒先生，他部分完成了我曾想做而未竟之事。书稿虽然通篇未涉“人权”二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文革”时期的地方人权实录。作者此举，其意义不仅在于纪念死去的亡灵，而是为了让活着的人面对这些耻辱痛加反思。人类历史上，勇者、智者、仁者对家国之大爱，往往不是粉饰其罪错，而是让人们通 过历史这面镜子，了解自身的丑恶，并激扬起追求光明善良之心。
